朱海斌：中国经济面临五大问题，调整政策方向比大规模刺激更重要

记者 辛圆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日前指出周四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民间投资动力减弱、物价走低、失业率较高、房地产市场二次探底以及外需不足等五大问题。相比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更重要的是调整政策方向。

他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办的月度经济数据分析会上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掉头向下的趋势，最近公布的投资、消费和工业生产数据均逊于预期，经济呈现出的波动性明显加大。

以投资为例，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增速较1-6月放缓0.4个百分点，比市场普遍预期低0.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同比下降0.5%，降幅比1-6月扩大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负增长。 

朱海斌表示，民间投资低迷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超越周期性的因素。

“当前经济整体环境虽有疫后复苏加持，但二季度后经济重新下行，对企业来说，周期性下行和企业利润负增长对他们的投资信心有很大影响。另外，过去几年，大到针对民企在整个经济中地位的讨论，小到民企占主导的一些行业的监管政策反复，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说。

物价方面，朱海斌表示，我国疫情放开后并没有出现通胀，反而通胀持续走低，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都在负区间，这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和政策导向有关。

“疫情期间，欧美国家大规模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家庭部门进行补贴，在疫情后内需反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政策方面，我们没有对家庭部门直接的纾困支持，无论在财政货币还是产业政策上，政策明显导向是强调保经营主体和保投资，对保消费的力度则很弱。”他说。

从失业率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朱海斌表示，实际失业率可能要高于5.3%。他指出，城镇调查失业率不仅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城镇农民工，但2022年以后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失业后被迫返乡，这些人”自动“退出了城镇居民失业率的调查范围，所以当下的5.3%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也严重低估了劳动力市场的失业风险。

房地产方面，朱海斌表示，二季度来看，房地产各个指标的急速下行已经触发了二次探底的风险，而且是过度调整风险。按照二季度以来各种指标年化数据看，低于均衡水平超过20%，这不仅会拖累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增速，还会给金融体系造成影响。

外贸方面，朱海斌表示，6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跌12.4%，7月份降幅扩大至14.5%，外需疲弱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不过，他也提到，过去三四个月出口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出口量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出口价格明显下跌，以6月为例，虽然整体出口下跌12.4%，但价格效应贡献了10个百分点以上，量的贡献不到2个百分点。

具体到政策建议，朱海斌表示，相比大幅调低政策利率以及发行万亿级别的特别国债，当前更重要的是调整政策方向。

他表示，政策关注的重点要由之前的保生产和保投资转到保消费，包括增加对家庭部门的支持，以及通过改善社保体系减少居民超额储蓄和预防性储蓄的意愿。

此外，他指出，政府目前大力强调鼓励创新和产业升级，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多是聚焦在制造业领域，而在服务业方面，不仅没有鼓励性措施，还看到了一系列强监管。在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比翼齐飞”。

“服务业领域去年出现了上千万就业机会的损失，这对应的不仅是疫情期间中低端服务业岗位的消失，也对应中高端服务业在监管风暴中被迫的收紧。从就业问题上看，服务业远比制造业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服务业升级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也有很大帮助。”朱海斌说。

记者 辛圆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日前指出周四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民间投资动力减弱、物价走低、失业率较高、房地产市场二次探底以及外需不足等五大问题。相比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更重要的是调整政策方向。

他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办的月度经济数据分析会上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掉头向下的趋势，最近公布的投资、消费和工业生产数据均逊于预期，经济呈现出的波动性明显加大。

以投资为例，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增速较1-6月放缓0.4个百分点，比市场普遍预期低0.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同比下降0.5%，降幅比1-6月扩大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负增长。 

朱海斌表示，民间投资低迷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超越周期性的因素。

“当前经济整体环境虽有疫后复苏加持，但二季度后经济重新下行，对企业来说，周期性下行和企业利润负增长对他们的投资信心有很大影响。另外，过去几年，大到针对民企在整个经济中地位的讨论，小到民企占主导的一些行业的监管政策反复，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说。

物价方面，朱海斌表示，我国疫情放开后并没有出现通胀，反而通胀持续走低，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都在负区间，这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和政策导向有关。

“疫情期间，欧美国家大规模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家庭部门进行补贴，在疫情后内需反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政策方面，我们没有对家庭部门直接的纾困支持，无论在财政货币还是产业政策上，政策明显导向是强调保经营主体和保投资，对保消费的力度则很弱。”他说。

从失业率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朱海斌表示，实际失业率可能要高于5.3%。他指出，城镇调查失业率不仅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城镇农民工，但2022年以后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失业后被迫返乡，这些人”自动“退出了城镇居民失业率的调查范围，所以当下的5.3%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也严重低估了劳动力市场的失业风险。

房地产方面，朱海斌表示，二季度来看，房地产各个指标的急速下行已经触发了二次探底的风险，而且是过度调整风险。按照二季度以来各种指标年化数据看，低于均衡水平超过20%，这不仅会拖累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增速，还会给金融体系造成影响。

外贸方面，朱海斌表示，6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跌12.4%，7月份降幅扩大至14.5%，外需疲弱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不过，他也提到，过去三四个月出口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出口量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出口价格明显下跌，以6月为例，虽然整体出口下跌12.4%，但价格效应贡献了10个百分点以上，量的贡献不到2个百分点。

具体到政策建议，朱海斌表示，相比大幅调低政策利率以及发行万亿级别的特别国债，当前更重要的是调整政策方向。

他表示，政策关注的重点要由之前的保生产和保投资转到保消费，包括增加对家庭部门的支持，以及通过改善社保体系减少居民超额储蓄和预防性储蓄的意愿。

此外，他指出，政府目前大力强调鼓励创新和产业升级，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多是聚焦在制造业领域，而在服务业方面，不仅没有鼓励性措施，还看到了一系列强监管。在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比翼齐飞”。

“服务业领域去年出现了上千万就业机会的损失，这对应的不仅是疫情期间中低端服务业岗位的消失，也对应中高端服务业在监管风暴中被迫的收紧。从就业问题上看，服务业远比制造业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服务业升级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也有很大帮助。”朱海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