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交大外卖不能进校园”的新闻上了热搜。2023年8月13日，网传一份通知写道：为了“规范校园外卖配送秩序”“降低安全隐患”，学校相关部门讨论决定由上海交通大学振兴教育服务产业有限公司建立校园外卖专送团队，转接闵行校区师生所有的外卖订单。即日起，备案过的外卖员还可以入校，9月1日之后则全部禁止入校，必须从校外外卖中转站转接。
该通知一经发出就引发热议。有交大学生表示，外卖骑手将外卖送到中转点后，需要缴费2.5元再由校内团队转送，这个细节引发广泛质疑。骑手送一单外卖只能挣几块钱，凭空多出来的两块五成本要么让骑手自动放弃交大的生意，要么就会将这个成本转嫁到学生身上；此外，餐品如果出现问题，责任划分势必更为复杂，造成学生维权困难。
不难想见，这项改革注定引发热议。舆情汹涌之下，上海交大保卫处于8月14日发出一份“相关安排”，表示将“维持原有模式”，各外卖平台外卖员登记身份之后可以从四个校门出入，学校将增加校内巡逻与提示，进一步加强外卖车辆管理，严惩不安全行为。
这起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但其中暴露的几个问题值得深入辨析。
首先，保卫处在事前事后一直坚称的“安全理由”，很难站住脚。
大学生基本都是成年人，有能力做自己的安全负责人。外卖骑手驾驶的是电动车而非机动车，校方不应像中小学拒绝机动车一样，将具备完全民事行为的大学生当成中小学生来过度呵护。况且，大学校园大多也是允许符合条件的机动车进入的，针对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区别对待，不符比例原则。
至于仍然存在的安全隐患，完全可以如保卫处所说的那样，以增加巡逻与提示、严惩超速与逆行的办法予以解决。而所谓“不明身份者伪装外卖骑手进入校园，带来安全隐患”的问题，其实更不值一驳。学生在校园内外都有可能遇见三教九流、贩夫走卒，是否都应将他们严格管控起来，或者完全不准学生接触？
其次，“强制转接”是人为推高交易成本，变相限缩了学生作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与自由交易权。
如果从此外卖平台的签约骑手不能进入校园，那么除了物流成本上升导致快递费用上涨之外，外卖骑手也会倾向于将订单转给兼职的众包骑手，带来劣币驱逐良币、拉低服务质量的恶果。进一步说，学生也将面临外卖价格上涨、物流质量下降的尴尬，这会影响他们的支付意愿，无异于变相侵蚀学生的“外卖自由”，限缩他们的用餐选项。
大学生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权自由选择自己偏好的商品与服务。“强制转接”无异于要求学生点餐时“收取过路费”，这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破坏。
再次，校办企业“中间商赚差价”的做法是以公共资源独厚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存在以权力寻租进行制度套利的嫌疑。
天眼查APP查询显示，这家全名为“上海交大振兴教育服务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公司”）的公司属于交大100%控股的校办企业，主营业务是商业服务业。2020年5月7日，振兴公司登记了经营范围的变更，增加了“快递服务”。也就是说，振兴公司早在疫情防控期间就增设了这项业务。
不难想见，如果交大闵行校区真的因为某些特殊安全因素不得不一律禁止外来车辆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比照某些写字楼与学校的做法，在门口设立单独的外卖柜。又或者，校方愿意自掏腰包雇用人员，免费将外卖转送到学生手中，作为一项特殊福利。疫情封控期间，上海交大的老师就用私家车组成义务外卖队为学生服务，一时成为美谈。
然而，保卫处的通知已在事实上将“校内转送”变成了一项特许经营权，派给了特定的振兴公司。如果将“校内转送”视为一个独立市场的话，未见振兴公司的派送服务有什么独特优势可以中标：难道振兴公司的骑手不骑电动车、不存在安全隐患吗？难道振兴公司的派送服务使用了类似无人驾驶、模型优化这样的新技术，最终降低了服务价格吗？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3年5月12日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政策制定机关不得“违法设置或者未经公平竞争授予特许经营权”、不得“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主体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交大保卫处所发通知的落款同时写着交大保卫处与振兴公司，这显然存在“裁判员兼运动员”的问题，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构成事实上的行政垄断经营。
目前，外界的质疑收到了初步成效，相关部门也应尊重舆论的质疑，继续维持原有的外卖配送模式。不过巧合的是，国内外卖平台“饿了么”的创始人正是上海交大的校友张旭豪。当年他创办这家外卖平台，为的就是要打通外卖进入校园的“最后一公里”，如今校方却要人为地将这一公里再收回来，这未免有点幽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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