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南方周末报道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力开拓，奋发有为，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这四年，是摸着石头过河与强化顶层设计并重的改革时间。在习近平总书记战略思想的引领下，围绕全面深化改革60个方面、336项具体措施，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相关领域改革全面推进，世界瞩目。
这四年，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关键阶段。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经济奋力实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这四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直击积弊、扶正祛邪，重构政治生态，党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加，执政能力不断提升。
这四年，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迄今四年的关键节点，本报系统梳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寻找发展奇迹背后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敬请垂注。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对许多问题已经心明眼亮了，或者说改革已经有了潜水艇，是不是用不着“摸着石头过河”了呢？当然不是。习近平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科学方法，现在仍然需要。
处理好改革的五大关系，包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行，满足现状、故步自封不行，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行，吃以往的老本不行，躺在前任功劳簿上睡大觉更不行。
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已完完整整地走过了三年历程。
三年前的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中国进入新的“改革时间”。此后经过了被称为“全面深改元年”的2014年，以及被称为“关键之年”的2015年，到了攻坚的2016年。
在今年1月11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比作建造大厦的话，这三年是“夯基垒台、选材备料、立柱架梁的三年”。
回顾过去三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其他相关领域改革相继展开，但也有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与设计的改革目标仍有一段距离。面对改革的阻力，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为全面深化改革定调
当然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必须按照已经认识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
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的第一站，选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每到一处，他都听意见、讲改革。一路上，“改革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掷地有声。在深圳莲花山公园，还特地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塑像敬献花篮。通过这次考察，习近平向外界展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决心。
从担任总书记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一年，习近平为接下去要推行的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准备。
首先是将全党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两个一百年”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重申了这个目标。
在实现步骤上，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招”，从总目标上奠定了改革开放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团治国理政战略中的地位。
有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通过制定“八项规定”和强力反腐，不仅达到了整饬党风政风、割除奢靡积弊的效果，也进一步确立了中央的权威，从而使改革加快推进。
2013年4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立后，在讨论过程中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机构，强化了顶层设计和具体执行。
文件起草过程中，习近平于2013年7月21日至23日到湖北考察了3天。通过这次在改革准备阶段的考察，习近平第一次公开系统地阐述改革思路，这是他继广东之行后的又一关键考察，意义十分重大。
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处理好改革的五大关系，随后又在武汉与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公开提出了改革要研究六大问题。这两次会议全面系统勾勒了改革的路线图。
习近平阐述的改革五大关系，包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还用一组排比句说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行，满足现状、故步自封不行，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行，吃以往的老本不行，躺在前任功劳簿上睡大觉更不行。”习近平认为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
在改革的五大关系中，习近平讲得最多的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占了讲话篇幅的40%。习近平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重要影响，“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对许多问题已经心明眼亮了，或者说改革已经有了潜水艇，是不是用不着“摸着石头过河”了呢？当然不是。习近平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科学方法，现在仍然需要。当然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必须按照已经认识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
在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中，有相当篇幅论述改革的方法论。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他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2015年8月，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推出的《习近平时代》在纽约出版，其中英文版以10万册销量登上美国亚马逊中国历史类第一名、全球政治领袖类第二名，是多年来在美国出版的销量最高的中国版权图书。该书绪论就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2016年4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予以转载。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考察湖北之前，改革要研究的六大问题已经形成，总书记湖北之行的讲话被外界认为是“给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定调”。
“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
英国《金融时报》称2013年的这份蓝图是中国执政党近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当刘延东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改革计划时，“大家都被震惊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60个方面、336项具体措施，涉及内容之广、规模之大为过去所罕见，引起广泛关注。英国《金融时报》称2013年的这份蓝图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执政党近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据英文《习近平时代》一书披露，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5天后，2013年11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美。当她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改革计划时，“大家都被震惊了”。
在改革的安排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先导，混合所有制、财税体制、金融外汇体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都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展开的。
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利率市场化已经启动，放开了一年期以上的存款浮动利率，民营银行的开办也已开始破冰。2014年银监会批准了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5家民营银行筹建，今年上半年批准重庆富民银行、四川希望银行和湖南三湘银行筹建。最近，安徽新安银行也获准筹建，至此，已有9家民营银行获准筹建。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方面，推行“三证合一”，方便了企业注册登记。2014年全国平均每天有1万家企业注册，主要是私营、中小企业，2015年平均每天注册的企业增加到1.2万家，注册资本为29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了52%。财税体制改革方面，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点。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全面推行“营改增”有望给企业减税9000亿元。
在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内，自贸区的设立具有标志性意义。继上海之后，自贸区试点增加了天津、广东、福建三个。2016年又批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省份新设自贸区。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
要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就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有权不可任性”红遍网络。实际上“简政放权”已成为本届政府的“开门第一件大事”，而行政审批改革则是抓手和突破口。
通过简政放权，中央政府定价范围大幅缩减，定价种类由13种（类）减少到7种（类），具体定价项目由100项左右减少到20项左右，减少了80%。
不过，尽管国务院高举砍向权力的大刀，但“变相审批”仍难绝迹。作为配套，国务院制定了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试点方案经过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后印发，按计划试点工作将在2016年12月底之前结束。
使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主要以“破”为主，但这轮改革按照设计是要有“破”也有“立”，一般认为要想“立”就需要通过制度来保障。
作为重要的改革决策机构，中央深改组自成立至2016年12月5日共召开过30次会议，已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六大方面通过了195份文件，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注重制度的构建。
“制度”二字是近年各项改革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诸如“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制度完善”“制度保障”“制度衔接”“制度安排”等。
如此强调“制度”，可以追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中对制度取向的表述：“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据《人民日报》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文献中首次出现“制度体系”“制度定型”的概念。
这份“决定”关于改革的具体部署中，也多处体现了对“制度”的强调。在生态文明建设章节，就规定了“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保护是习近平在地方、在中央工作期间都极力强调的，他不止一次表达和推动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13年在海南考察时，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年7月，他到湖北调研经济情况和改革情况，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讲了改革的五大关系之后，就又特意对生态文明进行了阐述。
“去冬（2012年冬）以来，我国再次出现大面积雾霾现象，再次敲响警钟，如果放心呼吸的地方都找不到，再多钱也没有用。”习近平说，过去是吃不饱肚子，现在是呼吸不上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水，这个更严重。
谈到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时，习近平认为“要顺应”，人要顺应自然，要顺应生态，“我们是胜不了天的”。习近平用他自己在沿海地区抗击台风的经验为例，一年要抗七八次台风，“我抗了几十年，最后总结，抗台风十八字诀，最后一个字就是‘跑’”。他想以此说明对待自然“你只能顺应，你不能对抗，否则要遭到报复”。
在论述生态文明时，习近平认为“生态不能建设，生态文明可以建设，生态是保护的问题，是顺应的问题，怎么建设它呢？搞一个假生态，那不行”。最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生态这一部分的标题就叫“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在各地考察中，习近平还强调要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他点明了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有执行不力的问题，更与制度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要求密切相关。习近平指出，我们现在包括一些立法要跟上，有的处罚太轻，一次排放造成那么大的损失，结果就罚个几千块钱了事。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本次改革六大主题之一后，中央深改组至少有5次会议讨论过生态、环保的议题，审议通过了十多份跟生态环保有关的文件，包括《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等。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为减少环保机构履职时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中央深改组还通过了省以下环保执法机构垂直管理的试点方案，这也是一种制度安排。
强调“制度体系”的一个背景是，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主要以破为主，但这轮改革按照设计是要有破也有立，一般认为要想“立”就需要通过制度来保障。
根据文件的字面意思，本轮改革中特别强调的一项制度保障是“法治”。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央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被称为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姊妹篇。
实际上，本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不久，司法领域的相关改革就已率先展开，2013年1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宣布废除劳教制度，这离十八大召开刚刚2个月，消息一出法律界一片欢腾。几乎是在同时，信访改革也开始启动，影响最大的要数“诉访分离”，其顺利推行也同样会为维护司法权威增加注脚。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法官检察官遴选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一些改革都已相继启动。
“刀把子”改革的同时，“枪杆子”的体系重塑也被提上了日程。2015年，中央对国防和军队进行了“革命性重塑”，彼时，军队的军委总部和军种、大军区领导指挥体制，已经运行六十多年，各方人士纷纷猜测能有多大的改革空间，但最终的“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改革方案推进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热烈关注和好评。
与其他战略部署一样，这轮改革同样强调了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成了改革要解决的六大问题之一。
这几年，中央制定了党组工作条例，修订了地方党委工作条例，3年多来，至少出台或修订的党内规章制度55部。除了建章立制，中央在反腐上也重拳出击，到目前落马的中管干部已达112人，落马的“军老虎”也将近50人，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纪检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中共中央先后修正了地方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实现了纪检派驻机构的全覆盖。特别是最近宣布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反腐制度研究学者李永忠称之为“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时间近半，“啃硬骨头”任务艰巨
《人民日报》头版文章称，有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懒改、慢改、假改、不会改等现象。
按照总体部署，到2020年要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336项改革任务，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目前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半。
过去几年的情况看，随着“大限”的日渐临近，每年的改革任务正在逐步增加，而且接下去的改革任务也会越来越繁重，这从每次中央深改组会议上通过的文件数量不断增加就可见一斑。
2014年，习近平主持深改组召开了8次会议，通过37份文件，平均每次会议通过4.6份，最多的一次通过6份。2015年，习近平主持召开11次深改组会议，通过了65份文件，平均每次5.9份，最多的一次通过10份文件。而今年习近平已主持召开的11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激增到了106份，平均每次9.6份，特别是8月份召开的第二十七会议，一次通过了14份文件，创下新高。
据统计，中央深改组在2014年确定了80个重点改革任务，2015年确定了101个改革任务。这些任务基本都已启动，其中快速推进的改革包括，经济领域的自贸区改革，政治领域的国防和军队改革，社会领域的全面放开二孩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都已取得明显进展。
在已启动的改革中，也有一些进度偏慢。专家注意到，在国企改革方面，国资委在2014年7月就公布了第一批央企“四项改革”试点名单，有6家央企榜上有名，但第二批试点名单至今没有完整公布，只有零星披露。2016年2月，诚通集团和国新公司被宣布列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2016年6月，五矿集团与中国中冶正式重组，新组建的中国五矿被宣布纳入国企改革试点。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设时间表”，足见这项改革的艰巨性。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刚履新一个月的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记者会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企改革，出台的文件不少，但真正落地的并不多”，他回答：“必须把改革做好，这是绝大部分企业管理者现在的心情。”
2016年6月1日，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向国资委党委反馈巡视情况时，组长陶治国首先就提到“党的领导弱化，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推进国资国企改革进度缓慢，改革系统性、针对性、时效性不够强”。
其他领域同样也存在改革进展缓慢现象。201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金社平的文章称，有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懒改、慢改、假改、不会改等现象，其原因有的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也有“半信半疑”随波逐流跟着走的，还有一动自己利益就“三心二意”拖延甚至阻碍改革的。
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头绪多，任务重，改革越深入，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越强，越需要相关改革齐头并进，相互支撑。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推进改革，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中央强调以督察促改革，改革推进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里，通过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不偏离、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不落空，不断提高改革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硬骨头”再硬，也必须“啃下来”！
“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之二：习近平的发展思想
力克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
总书记这次就是来看“穷”的，要确保在考察中见群众、听真话、摸实情，绝不允许弄虚作假，并且要求村民有什么说什么，说不上来不要紧，但不能搞“培训”，更不能“导演”。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从正定到厦门、宁德，从福建、浙江到上海，深入基层调研考察一直都是习近平的工作习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四年来，习近平在国内公开报道的考察有50多次，去了29个省市，累计调研时间100多天。
在习近平看来，“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四年来他每到一处，都会奔赴一线，先去百姓家里、企业、科研院校看看，再与地方主官座谈。
每一次考察目的不同，关注点也有变化。在河南等地考察时，他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在广东、江苏、湖北、重庆等经济形势较好的地方考察时，习近平关注“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的落实情况。在贵州、湖南、陕西等地的集中贫困连片区，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脉“穷根”出对策。在青海、云南、黑龙江等有绿水青山，却缺乏“金山银山”的地方，习近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向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
这四年里，习近平在一次次深入考察中，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定调子，作规划，出思路，推政策。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的特征。经济增速虽变为中高速，但在世界上仍属于高速增长，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2013-2015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约为26%。
经济发展如长个子，18岁后就慢了下来
“有人问，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
在习近平的五十多次考察中，考察经济发展占了一半以上。
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是，当下，经济领域的炙手可热的“新常态”，便是习近平2014年5月在河南的一次考察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习近平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很难说，关于新常态的灵感就是来自这次考察，不过他在各地考察的收获，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新常态的内涵中。
习近平在各地调研中，新常态都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概念，像在浙江、贵州、吉林、重庆等地考察时，习近平的讲话中都有新常态。这一判断已成为中国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动发展的理论依据。
新常态是什么？习近平比喻说，“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在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
但是对新常态内涵的理解，依然存在着误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举了几种极端的情况，“有人问，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他表示，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
除新常态，在各地考察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一直是习近平关注的重点。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会上特别听取了江苏、重庆、河北以及深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汇报。
之前在几个地方的考察中，习近平都重点考察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河北考察时，习近平选择了号称“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的唐山，也是供给侧改革中任务压力最大的省市。在与地方主官座谈时，习近平特别提到希望唐山“争取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走在前列”。
其实，根据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2016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改革面临的阻力不小，仅就钢铁去产能而言，2016年上半年，钢铁去产能达到1300多万吨，只完成了今年4500万吨目标任务的30%左右。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6月，国内粗钢产量达6947万吨，折合日均产量231.5万吨，甚至超过4月份日均231.4万吨的历史峰值。
正如习近平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能否真正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能否真正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考验着各级政府的魄力和决心。
2016年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人民日报》常例推出长篇记者述评《中国经济新方位》，几乎占了头版下半版。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一般在这种版位出现的文章，多是“社论”“任仲平”。可见，文章非常重要，中国经济的新方位值得关注。
从“跟跑者”到“并行者”或“领跑者”
“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
如何适应、引领经济的新常态？习近平2016年在重庆考察时，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
四年来，在习近平的执政思路中，“创新”始终占据重要位置。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摆在第一位。
在习近平看来，“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当然，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
就中国经济而言，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而创新能力不强，这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五十多次考察中，习近平多次都提到创新发展理念。盘点习近平在29个省市的考察行程，高新企业、科研院校几乎是标准行程。
2013年7月，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观看了光纤通讯、3D打印、生物质能源等创新成果展示。之后他指出，“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
在重庆考察中，习近平去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柔性屏、超高清显示屏等产品前观看演示，了解8.5代液晶面板生产工艺流程，用放大镜贴着玻璃面板观看里面的电路。习近平表示，“创新作为企业发展和市场制胜的关键，核心技术不是别人赐予的，不能只是跟着别人走，而必须自强奋斗、敢于突破。”他赞扬“创新人才犹如优秀种子，很是难得，要大力培养”。
这四年里，围绕“创新驱动”，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密集出台，包括《关于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若干意见》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
从政府和社会层面，更多资金被投向科技创新活动。有数据显示，2015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43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一倍，其中企业研发支出超过77%。目前国内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已居世界第一和第二。
而在一些航空航天、高铁和核电等战略高技术领域，中国正由“跟跑者”向世界“并行者”或“领跑者”转变。2016年10月17日，神舟11号飞船成功发射，和天宫二号顺利对接，两名宇航员在轨飞行33天后成功返回地面，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一次航天飞行。
几年来，在高铁等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领域，“走出去”战略在复杂的海外市场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一步步实施。中老铁路已经开工建设，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也正式启动，印尼的雅加达至万隆高铁也已开工建设，俄罗斯的莫斯科至喀山高铁也在加快推进。
在核电领域，2016年9月中旬，历经一波三折的博弈之后，中国拟占股1/3的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终于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批准。这意味着中国核电企业终于正式进入了英国核电市场。
“中国正在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国家使命感投入巨资推动创新，在核心技术上减少对国外的依赖。而中国雄心勃勃的创新举动可能最终让全球经济再次走上一条更快增长之路。”《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的研发开支在2009年超过了日本，在2013年超过了欧洲，而到2020年将有望超过美国。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近日也撰文称，“中国有战略、财力和决心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将发展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消费型社会，同时能够成功规避周期性危机。”他说，“我很少对全球经济前景感到乐观，我认为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要比‘中国经济崩溃论’严重得多。我认为，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带动，将会陷入巨大困境。”
四十多年来，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
“四十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习近平的50多次考察中，有15次去看望了贫困户，并且其中有3次专门就是奔着扶贫工作去的。
在习近平的心中，扶贫工作到底有多重要？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曾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目的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
后来，习近平到了正定，担任县委书记时，“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
就任总书记之后，他对贫困百姓的牵挂依旧，“四十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月，习近平就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来到河北省阜平县专门考察扶贫开发工作，这是地处太行山深处的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
这次考察是习近平自己提出的，当时领导机关明确，总书记这次就是来看“穷”的，要确保在考察中见群众、听真话、摸实情，绝不允许弄虚作假，并且要求村民有什么说什么，说不上来不要紧，但不能搞“培训”，更不能“导演”。村民家里也不许搞装饰，要保持村里生活的原生态，不要为这次考察活动添置哪怕一个新板凳。
这一规矩在之后的历次考察中被延续。每次考察扶贫，习近平会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去调研，而且要求“不要临时收拾，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习近平对扶贫工作的重视，从历次考察的行程安排中也可见一斑。一般而言，习近平到地方考察的日程，多在三天左右，而去看望城乡百姓往往会占去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有几次考察中，习近平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当地贫困户家里。
2016年2月13日，习近平一下飞机就前往自己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看望慰问父老乡亲，并就老区脱贫致富进行实地调研。4个多小时的看望调研活动结束后，又马不停蹄赶回延安市，召集来自陕西、甘肃、宁夏的24位市县委书记一起，讨论革命老区如何脱贫致富。
当下，脱贫攻坚是“十三五”期间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脱贫的压力正在层层向下传递。习近平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期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成为了当下扶贫政策中的主旋律。
在2015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份都立下了扶贫“军令状”。中办国办新印发的考核办法显示，如果扶贫出了问题，省级党政负责人将被约谈甚至问责。
各地纷纷制定贫困县摘帽时间表。贫困县较为集中的贵州省提出，到2015年要完成30个贫困县摘帽，剩余的20个贫困县需要在2018年全部摘帽。
湖北省明确，全省37个贫困县，以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达到全省平均水平70%以上的县，需在2017年摘帽；达到65%以上、不足70%的县在2018年摘帽；其他贫困县在2019年全部摘帽。
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至少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扶贫工作中“好啃的骨头”也都啃完了，剩下的7000万人大多是“贫困程度深，自我发展能力弱”的“硬骨头”。
另外，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对减贫的拉动效应降低，而转方式、调结构，压缩淘汰一部分过剩和落后的产能，势必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宝国担心，“不仅会减少贫困地区新增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出现一定比例的已外出劳动力回流。这将不仅仅影响计划中的新增劳务脱贫计划，还有可能增加返贫，从而增大2020年脱贫的压力”。据他了解，“2015年我国新增10万元非农业增加值的就业人数，比2010年降低了32%”。
精准扶贫在各地落实的过程中，如何做到“精准”，也是一个难题。2015年10月8日，审计署公告显示，广西马山县违规认定了3119名扶贫对象，其中有343名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村干部、教师、行政人员等。
但是，成绩是显著的。2016年8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高度评价中国的扶贫工作，认为通过有针对性的多维减贫和精准扶贫，中国使6.6亿人脱贫，为人类的包容性发展作出了贡献。报告还特别以西藏自治区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为例，介绍西藏根据地方水资源等条件，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实现脱贫与包容性发展的成功实践。
从12月下旬开始，中央对各省区市首战之年脱贫攻坚进行评估考核。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对完不成节点任务或弄虚作假的，要“军法从事”。
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
“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
习近平五十多次国内考察中，最特殊的一次，莫过于2014年2月25日中午他现身北京南锣鼓巷。当时恰逢“霾锁京城”——连日来，北京遭遇重度污染天气，连续四天北京都将大气污染预警由黄色上调到橙色。根据橙色预警，公民应该注意健康保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这个时候，习近平不但出行了，而且没有戴口罩。
在网友点评中，习近平这一次考察，被认为是与京城的百姓们“同呼吸，共命运”。
事实上，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是贯穿习近平国内考察的一条主线。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就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2013年4月，他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2014年2月，他在北京考察时谈到，“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虽然说按国际标准控制PM2.5，对整个中国来说提得早了，超越了我们发展阶段，但要看到这个问题引起广大干部群众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关注，所以我们必须要处置。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2015年1月在大理湾桥镇古生村考察时，习近平还特地同当地干部合影，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希望“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2016年1月在重庆，习近平要求“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要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环保行动，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2016年8月习近平对青海的考察，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生态保护。3天行程中，习近平在察尔汗盐湖关注循环经济发展，到长江源村视察生态移民搬迁，去西宁看环境监测、光伏产业……行程全都是围绕着生态保护进行。
对于青海的定位，习近平连用了三个最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他还特别给青海省委、省政府下任务，要求青海“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
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叮嘱黑龙江代表团要保护湿地，同时还询问了大小兴安岭停伐转型情况。两个月后，习近平便来到黑龙江调研。专机从北京直飞“祖国林都”伊春，主要就是考察林区转型。习近平还登上黑瞎子岛，实地察看保护与开放开发总体规划，要求保护生态，留一张“白纸”。
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早在11年前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4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舟山调研时，听说这里正在规划建设绿色生态旅游景区，他重提往事，“我在浙江工作时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是大实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这个观点，这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奔着这个做。”
习近平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建设美丽乡村，一部分是吸收了浙江的经验。浙江山清水秀，当年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确实抓得早，有前瞻性。
不可否认的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当下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但北京的蓝天，仍是习近平的心事。APEC期间，习近平说，“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感觉舒适一点。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啊，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不过我也担心我这个话说早了，但愿明天的天气也还好。”习近平的一席话，平实而厚重。有人感到了压力，百姓看到了信心！
“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之三：习近平的治党方略党
不自我警醒，谁还能叫醒你呢？
“八项规定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改进作风的第一步。”
“温水煮青蛙，青蛙不知不觉就死去了。一个人也是如此，职务升迁了，生活变好了，信念就可能慢慢消失了。一个党不能去自我警醒，那么谁还能叫醒你呢？”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中纪委“打虎”力度不减。2016年11月8日，六中全会后的首虎、原安徽省委常委陈树隆落马。3天后，原河南省委常委吴天君被查，紧接着河南省政府党组成员路国贤在11月23日也被拿下。
半个月之内，3名中管干部相继落马，给六中全会的主题“全面从严治党”又增加了注脚。
全面从严治党，有破也有立，十八大后反腐发力的同时，作风建设也在推进。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从严治党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规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不能超标配备车辆，退任后要及时腾退办公室用房。
这不是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在会上讨论管党治党问题。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49次会议，其中至少有19次会议涉及治党议题，涵盖了党的组织工作、纪检工作、巡视工作、群团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工作等各个方面，体现了治党的全面性。
这些议题及随后的具体工作部署显示，几年来，中共中央力图通过思想来建党，通过制度来治党，通过规矩来立党，将管党治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赶考”远未结束
腐败“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有两次讲话更显意味深长。2013年7月，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他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三年后，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在“赶考”的路上，如何对待腐败是一道绕不过的题。“如果习近平不反腐，再过10年就反不动了，那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变得很强大。”2015年3月22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形容反腐的紧迫性。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足够深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使用了“致命伤害”和“亡党亡国”这样的严厉用词，来说明腐败的潜在危险。
十八大之后，从“首虎”李春城开始，至今已有112名中管干部落马，此外50名左右“军老虎”被查处。与之前的反腐对比，此轮反腐的亮点之一是“上不封顶”，这四个字源自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
在他讲话前不久，苏荣、徐才厚、周永康已落马，此后令计划、郭伯雄又相继被拿下，他们的落马打破一些高官“刑不上大夫”的幻想。
“大老虎”们疯狂，“小苍蝇”们的贪腐同样触目惊心。河北秦皇岛，一个区的供水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涉案过亿，纪检部门在其家中搜出了巨额现金和黄金。
巨贪的“小官”中，有人曾想通过逃往异国他乡的方式躲避应受到的惩处。江西鄱阳县财政局一股长李华波就携带了9400万赃款逃至新加坡，被称为“亿元股长”。
但十八之后，中共中央加大了打击外逃贪官的力度，境外难再成为“避罪天堂”。2014年，中央反腐协调小组设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公安部开展了“猎狐行动”，2015年，多个专项行动组成的“天网行动”启动，这一年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2016年9月，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4年以来，我国已从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915人，追赃金额74.7亿元。
为避免出现“灯下黑”，纪委系统连环出击，连打“内鬼”。原中纪委第四纪检室主任魏健、监察专员曹立新等人先后落马。2014年全年，各级纪委共有1575人因违法违纪被查处。
反腐催生了纪检监察机构自身的变革。2014年以来，中纪委先后调整了工作机构，实现了派驻机构全覆盖，并改变了下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但这些调整并不能掩盖纪检监察体制的不完善，目前纪委监督的对象只能是中共党员，监察机构隶属国务院，职权受行政监察法调整，监督非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对纪检监察体制作出大的调整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一锤定音：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大产生。目前，山西、北京、浙江三地已经开展试点。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到上述三省调研监察体制改革情况时指出，监察委员会实际上是反腐败机构，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定期研究部署党内学习教育
“八项规定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改进作风的第一步。”
在治党的各个环节中，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发力点，作风建设则成为入口。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八项规定”，成为中国官场民间的高频词汇。
四年来，因违反“八项规定”而受处理的领导干部多达十几万人。2013年12月，中纪委通报了黑龙江省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付晓光成为十八大以后第一个因违反“八项规定”被“断崖式”降级的省部级干部。中纪委网站的数据显示，自八项规定出台至2016年8月31日，已约有14万党员干部违反八项规定被查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9.1万人，其中至少有15名省部级干部。
但“八项规定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改进作风的第一步。”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如是说。
很快，中共中央又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针对的目标是“四风”问题。开展党内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党代会之后也会开展，但十八大之后的这次活动被定名为“教育实践”活动，“突出’实践’，这意味着要重落实。”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授刘峰说。
第一批教育实践于2013年6月启动，当年7月下旬习近平考察湖北，还特意对这起教育实践活动作了长篇论述。习近平在与湖北领导干部的座谈会开场时提到，他担任总书记之后去了趟他曾任职的河北正定县，见了一拨当时的老领导，“跟他们见见面，听听他们说真话，这些人嘴里能说点真话”。
让习近平感慨的是，“当县委书记以前可以说是处于接地气的状态，天天和群众在一起，下乡就是骑自行车，那么等当到省一级领导以上，这方面就差了，这个差了，有主观的问题，也有我们体制上的问题”，“我们现在说转作风，就是继续打破这些体制性障碍”。
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举了很多作风问题的例子。他提到网上传的江西一贫困县盖豪华政府大楼，周边就是破烂不堪的群众住房。他还提到河北某县一个乡领导给女儿办婚事，“说是一千多人参加，收了一百多万，那也是群众影响很坏”。“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暴露出一些坏的典型，暴露出来了，就要一查到底。”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了一年多，其间由于制定了“八项规定”，各级党政机关共调整多占办公用房2200多万平方米，压缩“三公”经费27.5%，达530.2亿元。2014年10月8日，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将“从严治党”前面多加了“全面”二字。
这次大会上，习近平又为教育实践活动结束之后的党内教育再次点题。2015年4月，中共中央又开始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和“三严三实”都是重点面向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能覆盖所有党员。到了2016年，中央又展开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将党内教育由“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扩大到了全体党员。
十八届六中全会修订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定期研究部署在全党开展学习教育，使党内教育活动常态化。
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
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专门就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规定。
全面从严治党的路上，作风建设和反腐败交织进行，无论作风建设，还是反腐败，新一届中央都意识到，光“一阵风”肯定不行。十八大之后，作为从严治党的一个手段，中央加大“建章立制”的力度，将一些习惯性做法上升到党内“制度”加以固化。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明确了道德高线，强调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远排在首要位置。同样是在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列“负面清单”，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硬杠杠，树立了纪律底线。这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南方周末2016年年度盛典书面演讲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已经往制度化反腐和治党方向走了实质性一步，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过于分散的反腐败机构而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据统计，3年多来，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至少55部，包括党章1部、准则1部、条例9部、规则6部、规定21部、办法9部、细则8部，占现行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1/3以上。
党的十八大后，“忠诚”成为衡量一个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指标。2015年11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对党绝对忠诚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2016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对党绝对忠诚是根本政治要求》的署名文章，认为对党忠诚胜过其他各种忠诚。
“忠诚”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对中央“妄议”。十八大之后，在通报落马的中管干部时使用了过去不曾用的字眼“妄议中央”，最开始的表述是“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党中央精神的言论”，通报周本顺、余远辉、赵少麟时都采取这一说法。
2015年10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正式将“不能妄议中央”写进条例。2016年1月5日，中纪委在通报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的违纪问题时第一次使用了“妄议中央”几个字。
做到了“忠诚”和“不妄议中央”，才会将与中央保持一致落到实处。习近平多次强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2013年7月，他在湖北调研就强调“我们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第一位的还是讲政治，真正在政治立场、理想信念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说，我们一个省是相当重要的，省一级领导干部要和党中央在言行各方面保持一致，坚决反对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哪怕你是政治局委员，也必须高度服从中央的纪律，不能把地方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能在这方面一错再错，最后不可自拔，终于走向身败名裂。
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新制定或修订的党内法规中也有相当部分针对干部选拔任用。2014年2月，《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出台，掀起了治理“裸官”的风潮。截至目前，全国共集中清理副处级以上“裸官”3961人，对不符合要求的1061人进行了岗位调整。
这些跟干部选拔任用有关的规章制度，直接反映了十八大之后用人思路的变化。2014年1月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对延续多年的干部“公选”增加了一系列限制规定，包括规定了一般不跨省公开选拔县处级以下领导干部。对于想参加公选的干部来说，2014年以后还“应当经过所在单位同意”。
按照新规，此前一直作为选拔干部初始环节而存在的“民主推荐”，被调整为第二个环节，初始环节变成了新增设的“动议”，由组织部门承担，意在强调党组织从干部选拔任用的启动环节开始就应当发挥领导和把关作用。
在选人用人的配套制度建设方面，2015年7月，中办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和2016年8月印发的《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专门就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规定。这份文件下发在新一轮地方换届全面启动之前，对随后开展的换届起到了指导作用。在今年地方换届过程中，就出现下一级党政正职直接提拔为上一级党政正职的。上个月刚启幕的地方省委换届中，也不乏未到年龄就退出常委班子的案例。
一系列新的干部任用思路的提出，目的在于选拔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这是十八大之后一个新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意味着，好干部不仅是人民需要，也要符合党需要的标准。
“使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7次提到“理想信念”
“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共有5条标准，第一条就是“信念坚定”，后面4条分别是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将理想信念建设放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2013年11月17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他就说，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7次提到“理想信念”。
2013年9月，习近平用了4个半天时间参加了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曾用“温水煮青蛙”来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性，警惕理想信念的动摇：“温水煮青蛙，青蛙不知不觉就死去了。一个人也是如此，职务升迁了，生活变好了，信念就可能慢慢消失了。如果你自己不去自我警醒，我们作为一个党不能去自我警醒，那么谁还能叫醒你呢？”
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树立起让人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理想信念标杆。十八大之后，他在不同场合提到过两位县委书记，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位是焦裕禄，另一位是福建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分别对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2003年颁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作出修订。习近平在作修订说明时说，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党内不少同志建议结合新的形势制定一个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文件。文件起草组3月份成立，在随后的8个月里，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反复修改讨论。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分别审议文件稿。这两份文件的出台，使新形势下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了根本遵循，必将有利于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这次全会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全会公报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在习近平的信念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1月5日，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贯彻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其他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到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不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涉及对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习近平本人也在多个场合对此作过明确表述。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7位常委参加。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的灵魂。”2015年6月16日，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习近平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考察西柏坡时也参观了毛泽东故居、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等，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断学习领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之四：习近平的外交新局
解决世界问题，中国不能缺席
过去四年，习近平与普京共见面20次，平均每两个半月见一次，普京无疑是与习近平交往最为频繁的外国领导人。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中的关键词，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彩篇章之一。34个与中国提升伙伴关系层次的国家中，有10个国家就是“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关国家。
“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句，来形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似乎也是恰当的。
今天的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近1/5，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古老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但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深受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此消彼长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等等的困扰。正如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里所说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或许因为如此，习近平出访非常频繁。有统计显示，习近平四年来年均出访6次，四年累计167天，行程近52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飞行近13圈。同一时期，他在国内会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210多人次。
四年来，随着“一带一路”、亚太安全合作倡议等的推进，一张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已经成型。至2015年，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合作伙伴关系。
创新大国外交
习近平邀请奥巴马在瀛台一边散步一边交流。奥巴马说：“今晚，我最全面、深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执政理念以及您的思想。”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习近平把出访的第一站定在了俄罗斯。
2012年，普京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后，将中国作为第一批出访国家。习近平的首次出访定在俄罗斯，既是一份回礼，也是中俄在彼此的对外政策中互为优先方向的实际表现。
过去四年，习近平与普京共见面20次，平均下来每两个半月见一次，普京无疑是与习近平交往最为频繁的外国领导人。而俄罗斯也是习近平出访次数最多的国家，4年内5次出访。
2014年2月6日，中国春节还未结束，习近平就赶赴索契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事后，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习近平回应道：“中俄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我和普京总统是老朋友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邻居和朋友家里办喜事，当然要来贺喜，同俄罗斯人民共襄盛举。”
2015年5月9日，习近平出现在红场阅兵活动的现场，同俄罗斯人民一道庆祝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
在此次红场阅兵式上，所有人都注意到，俄中领导人在阅兵期间多次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据《共青团真理报》报道称，电视镜头9次展示了普京和习近平交谈的场景。《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坐在普京总统身边参加红场阅兵式活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主角”而且两人谈笑风生的情景，给人留下了中俄关系蜜月的印象。
仅次于普京，过去四年习近平与奥巴马见了9次，其间两次出访美国。其中，习近平2013年第一次访美时机、地点、形式，都极为特殊，被认为是两国外交形式上的一次创新。
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安纳伯格庄园首次会晤。6月7日到8日两天里，两场会晤，一次晚宴，一起散步，两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加起来超过8个小时。在草地上散步聊天时，有随行的记者甚至听见，习近平和奥巴马似乎还聊起了“各自的体育爱好”。
双方这种不打领带、轻松自由的外交方式在之后的交往中得到延续，几乎每一次都是长达八九个小时的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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