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1日，重回新疆乡村十年后，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视觉中国/图）
“我读过许许多多的书，但是对写作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新疆的风。”作家刘亮程总是这么说。
从乌鲁木齐出发，驱车三个多小时，行驶三百公里，迎着新疆的风，菜籽沟村就到了。在刘亮程搬来之前，这里曾经是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最落后的村庄之一，十年一晃而过，菜籽沟已经成了一座著名的艺术家村。
五十岁上下，刘亮程感觉不论人生和写作都处在一个恍惚阶段，人到中年，即将变老，应该去向哪里？他知道自己还是会继续写，却不知道可以写到什么程度。他想：“我要做点事情，不能写一堆东西把自己的人生荒废掉。比写作更大的诱惑就是做事情。”
他成立了一间小小的文化工作室，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还曾想过承包一座道观，住在里面当道长，但奔忙了好一阵后，这个想法还是没能实现。
201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刘亮程走进了菜籽沟村，尽管这里离家乡沙湾的黄沙梁村隔着四百多公里，却还是成功地唤起了他的乡愁。“在此之前我从未来过这个地方，来到这里之后，我决定留下来。”刘亮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为了保护这座心上的村庄，当天夜里刘亮程就起草了菜籽沟村老屋保护和未来发展方案，他提出自己想要抢救性地收购或者租赁一批农家闲置的旧宅院，招募艺术家认领做工作室，将菜籽沟村打造成新疆第一个艺术家村落，并希望将废弃的菜籽沟中学改建成木垒书院。在刘亮程的号召下，有几十位艺术家进入村庄，他们还成立了“菜籽沟艺术家村落”，由刘亮程任“村长”。
为此，刘亮程几乎花光了当时全部的积蓄，仅仅是书院里一条不长的柏油路，就反反复复修了无数遍，用了几十车石子，终于把路垫起来。春去秋来，木垒书院的每一处细节，都有刘亮程无限的心思在其中。
他在每天鸡叫第一遍醒来，在鸡叫第三遍的时候起床。在菜籽沟的十年，书院里有做不完的活，需要花不完的钱。刘亮程却觉得十分值得，如果不是木垒书院，五十岁到六十岁的这个阶段，又要做些什么消耗精力呢？“我总不能让自己闲着吧？”刘亮程问自己。
写作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下地干活之余，他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修订了自己的文集。“写作对于作家来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它只是生活的果而已。经历了广阔的生活，只需要把它写出来就行。”
2023年8月11日，重回农村十年后，刘亮程的小说《本巴》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我的内心一直想着从来都不会长大的孩子，用天真眼光看待这个世界，重新打量世界。”刘亮程在得知获奖消息后，对家乡的媒体分享了自己写作这本书的想法。
刘亮程（左二）与友人们在新疆江布拉克。（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图）
从黄沙梁到菜籽沟
1962年，刘亮程出生于新疆沙湾县一个名为黄沙梁的村子，这里位于天山北部，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他放过牛，种过地，后来成为乡农机站管理员。
劳动间隙，刘亮程开始写诗。他曾自述是“一位心高气傲的乡村诗人”，感觉自己跟所有的农民都不一样，走路的架势不一样，看天、看事物的眼睛也不一样。
1994年，刘亮程离开家乡沙湾，只身前往乌鲁木齐，在一家报社做副刊编辑，每月工资450元。打工生活中断了他的诗歌写作，他开始转向另外一种写作体裁——散文。
他还记得决定提笔写下散文的那天：“或许是在某个黄昏，我突然回头，看见了落向我家乡的夕阳……那里的漫天晚霞，一定把所有的草木、庄稼、房屋和晚归的人们，都染得一片金黄，就像我小时候看见的一样。”
刘亮程的幼年可谓不幸，八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这样的童年，让别的作家去写，可能会写成一部苦难史、一部不堪去回想的家乡史。但是当我通过写作重返自己童年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家庭苦难全都搁下，或者忘记了，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三十岁，我可以理解生活的不幸，可以把自己家庭或者自己的苦难放在心中消化掉，而微笑地去面对自己的过往了。”刘亮程回忆。
在寄居的宿舍里，他日夜埋头写作，将自己在黄沙梁生活的一切经验和感悟倾倒出来，完成了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他将村庄的月光、清风和四季流淌在笔尖，成功地“修改”了童年，“文学赋予了作家这样的权利，他可以修改人生和修改人世”。
1998年，这本书出版后，震动了文坛。评论家林贤治将其称为“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他写道：“他才过而立之年，却经历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世事沧桑。多少庄稼人，牲畜，田野，小麦和树木，在他的眼中化出化入，生死衰荣。他活得太久了。”
后来几年，刘亮程继续增写了一些篇章，《一个人的村庄》前后写了差不多十年，才最终达成作家心目中的样子。在那之后，他在内心宣布自己的散文时代终结。“在《一个人的村庄》中，我已经把一辈子的故事写完了。”
定居菜籽沟后，刘亮程觉得过往的生活回来了，他又可以听见杨树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刘亮程眼中的村庄是社会的末梢，在村庄里可以看见人的生老病死。末梢是敏感的，村庄发生的任何事情也会被上层感知。
他在菜籽沟感受季节的变化，感知时代的变迁，感知岁月的流逝，也感知自己的衰老。刘亮程觉得自己更深刻地进入到人类的生老病死，也更能深刻地写出这一切。
他觉得城市看不见人的终老，人老了就去了养老院，然后被送去其他地方。但村庄不同，村子里走动的都是老人，都比自己年长，他们有的九十岁，有的八十岁，只要能走动都在干活。“当我跟在一个八十岁老人身后，我是如此安心。我感到他活着我八十岁的生命。假如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成为一个在菜籽沟行走的老人的状态，还能走在田间地头，那是多么幸福。”刘亮程说。
面积不算很大的木垒书院，方寸天地中就有足够丰富的自然，满院子的参天大树，让他找回了在城市丢失的季节感。当他看到杨树叶子最底一层开始变黄的时候，他就知道夏天到了尾声。
他常常给来这里参观的孩子们讲课，教他们感受时间，接触植物和动物。他曾说：“《诗经》中有三百多种动植物，每个都有名字、声音、形态、色彩。古人为了认识或接近这些自然界的生命，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它们命名，让它们有名字。我们现代作家写动植物的时候，很少提及名字。我们写天上飞的全叫‘鸟’，却已经不分它是麻雀还是乌鸦还是什么了，因为我们看不懂那个世界了。”
他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课常常是关于虫子的，书院的虫子很多，他让大家不要害怕，因为别的地方的虫子都被杀虫剂杀掉了，木垒书院刻意不用杀虫药，才留下了许多虫子。他想要留下一早一晚的虫鸣。
他告诉孩子们，当一只虫子落在身上的时候不要拍打它，虫和人都在感悟，都在往秋天走，在生命的长路上，不见得人会比虫走得更远。何况，人到自然中，其实走到了虫子的家园。尘土和落叶也有家，我们实际上共享一个家园。
“每当我听见连片的虫子叫的时候，我觉得它们和我们是多么不一样，我们开会总是一个人在叫，其他人是安静的。虫子却不这样，大大小小的虫子都在无边无际地叫，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当一层层的虫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类不过是世界上一种生命而已。我们要知道虫鸣中也有我们人的叫声，其实虫子的死亡也是人的死亡。”2023年6月17日，刘亮程文学馆开幕，面对前来的嘉宾和客人，刘亮程讲了如上一段话。
回归乡村生活后，刘亮程在木垒甚至刻意不用杀虫剂，以便听到虫鸣声。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图）
“重返人类的童年”
比起早年的散文创作，刘亮程的小说看上去都与作家自己的生活无关，但他说：“我的小说都不是地上发生的，是在内心发生的。”
2005年，他完成了第一部小说《虚土》，这是一本十分特别的小说。写作的时候也很艰难，“一度不能完成”。书里有位五岁的孩子有一天突然睁开眼，他意识到村庄里所有人把自己的一生过完了。二十岁的人过着自己的青年，五六十岁的人过着自己的中年，八九十岁的人过着自己的老年，连出生和死亡都已经被人度过了……
这本书出版后，因为其语言独特，文学界有人质疑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散文。但刘亮程觉得这本书重要之处就在于解决了自己的语言问题。他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必须在梦和醒之间自由切换。“这样的语言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我在《虚土》的写作中将其解决了。后来写《本巴》，还是使用这样的语言，它不存在梦游、睡觉和醒来，也不存在时间的禁锢，当语言进入的时候，一切都可以是自由的。”
十多年前，刘亮程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文化工程，该县是土尔扈特部东归地之一，也被称为“江格尔的故乡”，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在此地传唱度很高，不但诞生了很多说唱艺术家“江格尔齐”，就连中小学都开有江格尔班，培养一些孩子说唱《江格尔》。工作间隙，他跟不少蒙古族牧民有交往，晚上就和大家一起听江格尔齐弹唱《江格尔》史诗，甚至还动过重新编写《江格尔》的念头。
原来，现有的译成汉文的《江格尔》是从不同地方的江格尔齐说唱采集的，重复的章节比较多，故事和人物也有错乱。刘亮程本想对《江格尔》做一次文学化的编写，但由于工作过于复杂，这个想法最终搁置了，一个故事开始渐渐在他心里发芽。
最初，他想为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写一个故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迁徙，土尔扈特部在东归的路上牺牲了十多万人，通过走访，刘亮程收集到很多鲜活的故事，但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动笔。
2020年，刘亮程回到家乡沙湾县过年，结果就遇到疫情，困在妻子的娘家，四十多天没有下楼。当时，他的母亲就住在对面的小区，但每天只能遥望那栋高楼，无法过去。
枯坐房中，刘亮程又想到《江格尔》和“东归”的故事，但由于上一本小说《捎话》的完成，刘亮程对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感到畏惧了，他不想再描写残酷的战争。那时候的战争很残酷，要想写得逼真，每一刀好像是砍在自己身上，都会有疼痛感。于是他想到，改以游戏代为载体，将“东归”回乡的故事编织进了《本巴》的神话中。
仅仅用了四十天，刘亮程便完成了《本巴》的主要故事，还对《一个人的村庄》《凿空》《在新疆》《虚土》的再版做了修订，“本来是一年干的活，封闭40天干完了”。
一个脱胎于《江格尔》但又截然不同的故事诞生了。在小说《本巴》中，刘亮程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童年的故事。在他的笔触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被转化为三个儿童之间的三场游戏。刘亮程用自己发明的三场游戏“搬家家”“捉迷藏”和“做梦梦”将历史上战争的恐怖极大地弱化了。
写作《本巴》的过程，刘亮程满心欣悦天真，他觉得自己写出了所有作品中最天真的一本书，而这种智慧是反复阅读《江格尔》之后获得的一种智慧。本巴，原义是“宝瓶”，是人与万物的母腹，也是每个生命的故乡。
本巴是一个没有衰老、人人25岁的世界；是孩子可以一直待在母腹的世界；也是一个可以拒绝长大的世界。刘亮程发挥了他作品中常见的时间“魔法”，在他的笔下，一切不可能都变得可能。在《本巴》的扉页上，刘亮程写下：“我们在梦里时，醒是随时回来的家乡。而在醒来时，梦是遥远模糊的故乡，我们在无尽的睡着醒来里，都在回乡。”
2022年8月26日，《本巴》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会议以“天真的史诗与巨人的童话”为名，概括了这部作品。作家李洱认为，这部小说之所以和其他小说不一样，是因为刘亮程以独特的方法处理了历史时间、自然时间和个体时间。
木垒书院的入口，是汉字“門”的造型。（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图）
“心灵和心灵相互看见”
南方周末：你此前写作不算高产，从《凿空》到《捎话》之间隔了大约八年，但是等你到木垒书院生活后，却接连写了两部长篇，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亮程：《凿空》完成之后我干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到了木垒书院之后，每天都有很多杂事要做。但即使我什么也不干，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写更多作品。因为长篇小说有它自己的生长时间，需要在内心把创作的问题解决掉。这个解决并不是你什么事都不干，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生命中慢慢寻找。
我还记得我写前两部小说的时候，有人质疑这是散文不是小说，当我把《捎话》写完后，没有人再说它不是小说，说它可能是一种大家没见过的小说。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找到了无边无际的诗意，我是用诗歌写出了小说，又把诗歌的意象写进了散文。我想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或许也是一种倔强。
南方周末：你总是很强调童年经验对作家的影响，童年对你来说究竟是怎样一种思想资源？
刘亮程：作为一个个体来说，你对世界最早期的认识就来自童年，当然有些人可以通过后期的阅读获得一个二手的童年，但二手的经验都不是可靠的。不论写什么，我们会以为自己离童年越来越远，写的不是童年故事，但很多东西还是童年时期获得的感知，比如神秘感、好奇、忧伤和孤独。甚至可能一两岁的时候被母亲放在床上，也许只有一个小时，但你因找不到父母的恐惧、感到的孤独，都已经埋藏在心里了。这些瞬间变成了以后漫长生活中的种子。
南方周末：木垒生活十年，你过着一种耕读的生活，乡村生活赋予了你什么？
刘亮程：这段生活让我重新回到了春种秋收的环境中，回到了村民生老病死的状态中。让一个作家回到了万物一体的状态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每当麦子长出来的时候，白发又白了一层，你是觉得忧伤还是喜悦？古人会觉得忧伤，但我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棵树长得快腐朽的时候，你也达到了人生的目的，树木和人类在某个瞬间同时感到生命的衰老，这就是万物有灵。
南方周末：万物有灵，这个词语近年来变得流行起来，再展开讲讲你的理解？
刘亮程：现代人知道的道理太多了，我们已经把“万物有灵”当成一个理念了，好像谁张口闭口都可以说万物有灵。但是“万物有灵”和你是什么关系？你要真正去感受的话，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你真的感受到一只虫子的灵了吗？当你感知到的时候，你才可以说小虫子是有灵的，但不能说万物是有灵的，否则万物对你永远是关闭的。
你能看懂猫狗的眼神，它们能揣摩你的行为和心情，这是猫狗的聪明，不是你的聪明。猫狗能不能听懂人的话，这有待研究，但个别的语言它能听懂，比如你唤它的名字，它就知道，这一个瞬间它已经读懂了你的语言。它博得你的宠爱，最后不得不依赖它，还要供养它，它深刻揣摩了人的孤独。猫狗用自己的可爱让你无法舍弃它，但你真的可以和它们对话吗？你们的交往还是有障碍的。
所谓的万物有灵，就是两颗心灵可以互相看到的一种状态，是非常极端情况下心灵互知互鉴的状态。有一个瞬间，突然两颗心变成一颗心，心灵之间是不分彼此的。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往往充满隐喻，虽然是架空的，但又和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觉得你的小说和历史小说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刘亮程：历史小说必须遵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间，和我的写作相距甚远，你甚至可以把我的小说定义为和历史相关的小说，有研究者将我的小说定义为历史幻想小说。总之，历史只是我小说的起点，不是终点。
当我写一段历史的时候，这段历史是被我认真阅读和研究过的，这种研究和阅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经历。但是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可能是这些经历之外的一场梦。古代历史中的那些屠杀、喊叫等等，都会被我的文学做成另外一场梦。可能所有的恐惧都在，人的命运也在，但历史不存在了。
南方周末：据说你已经几乎完成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本书的故事和菜籽沟有关系，能否谈谈这部新作？
刘亮程：这部作品才真正是和菜籽沟村发生关系的，也和我个人的家族迁徙史有关系。这篇小说发生在当下，一个主人公是不得志的乡村兽医，还有一个是乡村常见的神婆子。
其实我的小说都是和我的命运相连接，我到菜籽沟这些年没做有意识的采访，只是感受性地写过一些散文，没想写长篇小说。但在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道听途说中，就发现了村庄的很多故事，一个长篇小说就积累出来了。
南方周末：你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刻意创新，有种创作上的野心，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写作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刘亮程：是的，我的新作肯定完全不一样，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每一部小说的语言状态都取决于故事本身，故事是小说的灵魂。
我现在过了六十岁，但我觉得我的力气、想象力、感知力甚至比五十岁的时候更好，因为在写作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比那时候更通达了，我能感受到在四五十岁的时候无法感知的事物。
南方周末：你再看之前的作品会觉得不好吗？有缺点吗？
刘亮程：因为译林出版社要再版我的一套书，我做了一次修订，当我再修改《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我发现没有办法改动它，因为这是一个人三十岁的时候想象出来的乡村世界，这里面的感受是六十岁的时候无法写出来的。
我想我当时的心灵到达的高度并不比现在低，像我这样的作家可能从一开始就达到了自己的高处，然后再慢慢回落，这个过程中把很多东西看得更加清楚了，也把许多障碍破除了。
我现在的写作只是写得更加仔细了，发现了很多早年发现不了的细节，之前看不到的一些东西逐渐看到了。我可能并不是更高了，而是更深了。
南方周末：2023年，刘亮程文学馆在木垒开馆，能谈谈你对文学馆的期待吗？
刘亮程：我个人来说，觉得自己的文学馆还可以再晚一点做，因为我最重要的作品恐怕还在写作中。我前段时间在上海参观了巴金文学馆，感觉十分温馨，两层楼的建筑里满满当当都是巴金的旧物和作品。相对于巴金文学馆，我的文学馆有点过于空空荡荡了。
其实建文学馆也因为木垒县的旅游需要，可以把我的文学资源集中于此。我如今住在这里，在木垒兴建文学馆也是合适的。不过我本来是为了寻清静住到木垒，现在菜籽沟村已经十分热闹了，每年都有几十万游客前来参观，我的书院门口几乎每天都站着一些人想要进来，我没办法满足这么多游客的需求，只能建立一个文学馆请他们参观。我所有的著作和部分手稿以及照片都在里面，读者就不用非要见作家本人了。
我希望这个文学馆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公益文化场馆，让旅游到这里的游客有一个真正的栖息之地，偶尔翻几页书。有时候书的价值是未必让人阅读的，它们的存在也是对人的一种陪伴。这个世界除了一个外在的物质世界，还有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时刻提示人们，还有一个世界在书中。
很多已故的作家的文学馆都是后人建的，他们没有机会亲自去看看自己的文学馆。我的文学馆从布展到文案，我都亲自过目了，包括其中顶天立地的书架，都是我的创意。一个人在生前可以看到自己的文学馆，把方方面面的心都操到，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们农村有一个传统，人到五十岁之后就会让家里的人准备棺材，把它放在屋子里。这种传统是相近的。老人看见后人把自己的棺材准备好，放在旁边的屋子，偶尔进去看看，想到自己百年之后会躺在这么一个木盒子里，在地下度过精神更漫长的永生，他也是安心的。
（参考资料：喻雪玲《刘亮程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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