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右起：李长声、吴兴文、舒国治。后排为本文作者。 （作者提供/图）
2023年6月19日下午，我正在海上旅行，忽接国内友人发来的微信，说吴老师走了。我当下一惊，对着手机发了会儿呆，随后发了一条朋友圈：
旅行途中接台湾出版家、学者吴兴文先生讣报，深感震惊。二十余年交往，亦师亦友，点点滴滴，惠我良多。深深怀念。
接着，我走到阳台，望着公海上的万顷碧波，手指有意识地朝台湾的方向比划了一下，脑海中迅速闪回了过往二十年与吴老师交游的画面。
忘了第一次见吴老师是在什么时候，大约总有二十年了吧。应该是李长声先生从东京回到北京，约我吃饭，说吴兴文也会来。在我心中，吴兴文先生是响当当的出版家、文化名人，华文世界不折不扣的藏书票收藏与研究第一人。1997年，辽教社推出吴老师的《藏书票世界》，不但是我的藏书票启蒙书，而且那书的装帧品位，包括书盒的设计等细节，都令我眼界大开，以至于那本特装版虽被我珍藏至今，我却连个藏书印都不舍得钤，生怕破坏了书本来的“原生态”。而关于吴老师更多的故事和藏书票更多的小知识，我是从他的另一本著作《我的藏书票之旅》中（2001年三联版）读来的。那本由三联“御用设计师”宁成春操刀装设、作家孟晖责编的书，是三联最初的插图珍藏本书系中的一种，极美。内文纸用那种当时还很少见的、略微泛黄的纯质纸，对图版的呈现逼真，色彩还原度高，即使搁今天看来，也丝毫不逊于外版图文书。宁先生在新近出版的《泽浦六十年：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中，专门谈了这本书的装帧，并夫子自道：“比较好地体现了三联的文人趣味。”可以说，藏书票这种代表西洋文人趣味的“漂亮的小玩意儿”（范用语），真的被吴老师玩出了境界，玩到了极致。
1997年，辽教社出版的吴兴文《藏书票世界》。 （作者提供/图）
依稀记得那天的饭局是约在马甸桥、今天北京出版集团大楼西侧的一间餐馆，好像是鄂菜，因为我点了一个自己爱吃的红菜薹炒腊肉。除了吴老师，还有当时贝贝特的编辑小武（杨静武），照例是长声请客。饭局上聊的话题，基本忘了，只记得吴老师那一口台湾国语腔的口头禅，“很简单，小意思啦”。小武请吴老师帮忙联系一些台版书的版权，顺带约了他下一本藏书票研究的书稿，即后来的《我的藏书票世界》（2008年广西师大版）。那本书在贝贝特时代的出版物中，也是相当出彩的一种。我手头的一册购自三联书店。2011年8月1日，在时尚廊的一场活动中，我带去请吴老师签名，吴老师遂在扉页上题识：“刘柠兄珍藏：虽小道必有可观。”
跟吴老师的聚会，多在两种场合，一是新书出版活动，二是文人饭局。21世纪前十年，大陆出版业发展迅猛，感觉三天两头有出版会。彼时，吴老师已从台湾的出版机构退休，在为大陆的出版社“打工”，我几乎在京城所有的公共空间，都会“遭遇”吴老师，最多的是时尚廊，其次是单向空间（蓝港店和爱琴海店），还有三联书店、老万圣书园、光合作用和理想国。通常的情况是我们为共同的友人站台，但吴老师也曾为我的书出过台。
出版活动连着饭局，是那个时代的不成文规矩。理论上，有多少场出版会，便会有多少文人饭局。吴老师贪杯，酒量也确实不小，常常是啤酒、白酒、葡萄酒、日本酒，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记忆中，我见识过三次吴老师喝高。一次是在长安大剧院一楼的川菜馆，一个包厢中坐了差不多十个人，但具体有哪些人全忘了，只记得有长声老师。吴老师和当时时尚廊的老板许志强好像是从另一个局转战而来，迟到了，上来就认罚三杯。这两位在出版圈都以豪饮著称，可没一会儿工夫，却双双趴在了桌上。回想起来，那晚吴老师似乎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好像是专门为把自己灌醉而来似的。至于那天他是怎么回的家，我也断片，不记得了。但不止一次，青年编辑李黎明自告奋勇，打车送吴老师回家。
还有一次，在丽都的“无限”日本料理，我请吴老师和小说家瓦当（当时是新星出版社编辑）小酌。酒过三巡，话太投机，各种版本及幕后，外加出版圈八卦，转眼就过了零点。店家早已打烊，店员看在我是老主顾的面子上，并不撵人，而是耐心等我们“盖盖儿”。吴老师却意犹未尽，嚷着要去我家接着喝，后被我和瓦当“用计”，连哄带骗送上了出租车。
吴老师作为书人，爱书也懂书。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本土出版业迅速升级，至少在码洋上已跻身出版大国行列。但在21世纪初叶，无论是出版品种还是品质，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差距还很明显。台湾出版紧跟日版，在那个时代，是大陆出版的摹本。吴老师近水楼台，人又仗义，自然少不了各方请托。同为台湾出版家的傅月庵先生在《我的藏书票之旅》的序文中，曾转述吴老师自己的话，说“有个老师，我帮他寄过几年的台湾报纸副刊，一天都没间断”。我也请吴老师帮忙找过两种书，其中一种是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2009年冬，他从台北回北京时，给我背了过来。上下两卷，共1245页，综合月刊社1973年初版。扉页还夹着书店当年出货时的统一发票，日期是“中华民国70年4月10日”。发票左下角的空白处，印着“检举匪谍，保家卫国”“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字样，对正处于“改开”高潮、全球化盛期的我来说，有一种突兀的惊悚感。
本文作者刘柠著《东京文艺散策》。 （作者提供/图）
除了书的交通，吴老师还曾为我牵线搭桥。2016年，拙著《东京文艺散策》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吴老师很喜欢，推荐给他担任顾问的台湾远景出版公司，于两年后推出了台版增订本。或许是东京文艺的氛围，太适合用繁体竖排的体例来呈现了吧，经远景责编兼美编黄钰菁小姐之手，那书果然成了一册图文并茂的治愈美本。虽然是平装本，但从开本、排版到装帧，都别具创意，且细节到位。我以前也出过台湾版，原本就是台版控，但增订本的出版显然加剧了我的“高烧”，以至于后来对自己锁定的文艺书，必以台版为优先。那本书的销售实绩如何我不大清楚，但多年来，大陆不断有读者在坊间搜求，据说在台湾还引发了跟风效应，冒出了诸如《东京文艺小散策》等出版物。我自己非常喜欢台版“散策”，除了付梓后出版社提供给作者的样书外，还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过多次。为表达对吴老师的谢忱，我特意从奈良给他带回一只日本仕女浮雕镇纸，造型朴拙，有重量感，甚得他的欢喜。
回想我与吴老师的交往，我对他服务于哪家机构、何种头衔等个人信息全无兴趣，也从没问过，几乎所有的机会和时间，我们都在聊书、版本和书人。平心而论，吴老师并非交际型，轻度的口吃使他的表达比常人要慢上几拍，有时不免令听者起急。我可能有些贪婪，对吴老师这座出版富矿不无过度开发之嫌。不过好在他对东瀛书业素有兴趣，作为“交换”，我也会用一些日版书的最新情报“投喂”之。印象中，他来过我家两次。一次是在2016年底，带来了他在海豚社出版的《书缘琐记》，是题了上款的钤印本。那本书话布面精装，衬布的草花图案艳而不俗（后读了俞晓群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是“现代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的经典设计），书脊的署名是随图案一起印制，而封面的书名则以素白方块纸贴付。那套书话总共出了多少种我不清楚，但我收了三种（其他两本是陈子善先生的《拾遗小笺》和陆灏先生的《听水读抄》），若单就装帧风格而言，窃以为吴老师的“琐记”最是出彩。而即使以书话的标准论，“琐记”也相当有趣，除了通常见诸这类书中的作家版本等掌故文字，还有一些研究性文字，如对本雅明式的都市“漫游者”、新书店业态和“ZINE”现象的关注，虽是短论，但识见既广，见解亦深，颇有可观，且与我个人的学术视野多有交集，有些关注点是我虽有关注却浅尝辄止的（如“ZINE”和“书店编辑”等现象），有些日版书我虽然也写过评介（如辻村益朗的绘本《书的历史》、石桥毅史的《书店不死》等），但吴老师的先行研究要早好几年。每当我读到那些与我“撞车”的选题，都会平生慨叹：在初三时便拥有整面墙的书架、一生浸淫出版文化的书业老炮儿，到底不是吹的。
吴兴文《书缘琐记》两种。 （作者提供/图）
吴老师了解我对台版书的迷恋。所以我在受赠《书缘琐记》时就被种了草：“台版其实更好，回头我送你。”于是，他第二次来我家时，便带了“琐记”远景版来。那本书与“散策”增订本一样，同为远景丛书（“琐记”是第142种，“散策”为第159种），前后环衬上印着远景公司的英文Logo“VISTA PUBLISHING”，令我倍感亲切。封面和环衬之间，还夹着一帧画家韩盈（老多）绘制的藏书票，票的下方空白处是画家的铅笔签名：“26/100 韩盈2016.6。”我对着目录比照了一下，发现大陆版286页，而远景版有350页，台版比大陆版多收了八篇文章，外加一篇长跋。捧书在手的瞬间，直觉就告诉我这是一部美本，我甚至觉得这本第142种远景丛书是吴老师最好的著作。我当然知道，这种书人内心的“自我聊慰”，其实是一种“孤独的现象”（意大利大作家、藏书家翁贝托·艾柯语），但翻阅过那两种版本者，当解我不是在痴人说梦。我当即拿出钢笔，请他为我签名。吴老师在扉页上写：
刘柠兄雅正：
如入书天堂，真正爱书人
吴兴文
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前夕
所谓“书天堂”，大约是引了我在《东京文艺散策》一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但也许是吴老师对寒斋的谬赞。
吴兴文签赠给本文作者的《书缘琐记》。 （作者提供/图）
记得那天，应吴老师的要求，我请他看了自己不久前入藏的《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的1929年初版本。这部日本学者、出版家斋藤昌三近百年前的著作，因二周、叶灵凤和范用等文人生前的庋藏与研究，在中国名头甚大，有“藏书票圣经”之谓，而吴老师正是这本书在两岸三地之间传递的媒介，是很多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若干乌龙的始作俑者。2022年3月，我在《上海书评》发表《〈藏书票之话〉的话》，以一万三千言的篇幅梳理了这部奇书在中国的接受史，得到了吴老师的七字评价：“好文章，一网打尽。”不过这是后话了。
那天从我家出来后，我带他从我们院的西门溜达到望京Loftel，那座商住大厦的十七层有一家艺术书店Book ART，我一向视为私家秘藏版书店。我自己入了一巨册德国塔申版《曼·雷》（Man Ray），吴老师则买了一本英文图册，我后来在某篇文章中曾提及，不妨誊抄一过：
去年底，我曾带友人、台湾作家吴兴文先生去望京一家艺术圈内部的小众艺术系书店扫货。恰逢店家刚从海外进了一批新书，吴老师挑了一本关于维也纳派平面设计的英文版图册，煞是华美。作为华语文化圈藏书票研究第一人，吴先生对维也纳分离派及其所代表的“世纪末”风格的平面设计艺术革命相当了解。从书店出来，在溜达到另一家艺术书店的路上，他一直在给我讲维也纳分离派和克里姆特，说克里姆特当年在画室，长年穿着袍子，袍子里面却是不穿内裤的……
“另一家艺术书店”，指当时位于央美对过小白楼后院的佳作书局。从Loftel走过去，照我平时散步的速度，一刻钟足矣，但跟吴老师便聊边走，差不多走了四五十分钟的样子。我觉得他走路很慢，但也没多想。在佳作，他好像也买了本书，但书名我却忘记了。我事先也约了绿茶兄来佳作，待大家扫完书，也差不多到了饭点。鉴于吴老师的脚力，我决定就近找家馆子。于是，出小白楼往右，从花家地北里往东一拐，便去了潭州酒楼。在那里，请吴老师和绿茶吃了便饭。那个时期，吴老师已不大在酒桌上请战了，基本是给多少酒就喝多少。我自己是喝酒从来不拼的人，也不灌别人，更怕吴老师喝多出问题，故适可而止，感觉恰到好处。把吴老师送上出租车时，还不到九点。
整个新冠期，吴老师蛰居北京，栖身于启真馆。在世界各地轮番遭遇一波又一波疫情的袭击、人口千万级大都市一座接一座沦陷的时候，吴老师在动态清零政策的庇护下，猫在西二旗的一间出租公寓里，虽大体安全，可精神大概是比较孤独的。饭局虽然比以前少了，但其实也没太少。仅就我出席过的来说，七八次总是有的，记得有跟作家余世存夫妇和武汉企业家周鸣华先生的饭局，我还约他在望京麒麟舍跟作家朱航满一起小酌过，他也约过我。经常是启真馆老板王志毅夫妇带他赴局，回去时由叶敏开车送他到小区门口。每次聚会我都发现，吴老师的头发越来越白了，且越来越稀疏，走路也越来越慢，到后来基本是脚贴地面蹭着走，步幅极小。喝酒时的吴老师，与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已判若两人。他只是静静地喝，面带微笑，却很少与人碰杯，也不再主动加酒。
吴兴文策划的“三味书屋丛书”，收入刘柠著《书里画外》。 （作者提供/图）
启真馆时期，吴老师参与策划了“三味书屋”丛书，两辑共出了七种，笔者的《书里画外》忝列第二辑。那套书话很齐整，印装品质精湛。装帧的一大特色，是活用藏书票，即丛书的每一种都在书衣的正中，原寸单色印制一帧藏书票，既契合书话的定位，又链接了书的主题。而全部七种出版物的藏书票，均选自吴老师的收藏。以《书里画外》为例，一张卡尔·马丁·安德烈斯（Karl Martin Andres）图书馆的藏书票以橙黄的暖色调呈现。画面上，一男子坐在山冈上读书，天空云的形状和男子身边树的摇曳，表明劲风吹拂。藏书票的下面，用小号书宋体印着书里的一句话：
唯有书籍，能带给我纯然而持久的快乐。于是，以书籍为媒介的文字，便有了些许自由的味道。
吴老师去世前不久，旅美版画家杨以磊先生在微信上告诉我，那帧藏书票是杨先生的父亲、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先生的作品，他同时传来一张彩色照片，是三人坐在沙发上的合影：正中应该是杨可扬先生，一左一右分别是吴兴文先生和陈子善先生，摄于1990年10月，照片的年代感提示吴老师进出大陆并深度介入大陆出版事业的时间线。
吴老师策划落地的另一套书，是“启真照亮经典”系列，计有三种：《浮士德》《恶之花》和《拉封丹寓言》，均为台湾顶级翻译家的译本。这套大十六开限量精装本，引进原版全彩插图，诗体分行排版，不惜采用布面函套、书口烫绿和书盒等繁冗工艺，在装帧等级上已达顶格，且经过青年编辑田千（宽堂）的长年打磨，编校品质也相当高。我有时不禁想，吴老师的编辑生涯以这套气派非凡的纯文学系列收官，他应该是心满意足的吧？
左起：吴兴文、杨可扬、陈子善。摄于1990年10月。 （作者提供/图）
后来，应该是台湾放开后，听志毅兄说吴老师回台了，我悬着的一颗心其实是为他放下了。毕竟，吴老师总算熬过了疫情的非常岁月，与家人团聚了。再后来，又从哪儿隐约听说吴老师罹患认知障碍的事，我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今年5月27日，美国的杨以磊先生跟我聊天，说到其父与吴老师的交往，我当即把聊天记录转发他，却未得回复。随后，便接到了讣报。
吴老师一生与书打交道，爱书、藏书，也写书、编书，在两岸三地间不停地奔走，所为也还是书事，诚可谓天涯一书人。借用吴老师为我签的题识，我想他一定是爱书心切，爱得在这边都等不及了，便匆匆去了彼岸的书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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