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者吴大澂（1835—1902），曾任广东巡抚，中日甲午战争时，率领湘军出关御敌，兵败被革职。
古籍整理工作，夸张点说，素来正确无功，理所应当，讹误有罪，十恶不赦，甚而上升到人身攻击，这是不值得提倡的风气。错误产生的原因众多，可以商榷讨论，最终目的是防止以讹传讹，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继2016年9月凤凰出版社推出《吴大澂书信四种》之后，2023年5月，陆德富、张晓川整理的《吴大澂书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吴大澂是笔者近年研究的兴趣点之一，故对此书期待已久，甫一面世，便觅致一册，粗略翻读之下，不无感慨。诚如整理者在《前言》中说“尤其是对于吴大澂而言，这些信札更是认识他一生行历与内心世界的直接史料，具有较高价值”，“遗憾的是，有些散见的吴大澂的信札，由于种种原因此次未能收录，书中有些收信人的姓名暂时还不能确指，只能留待将来”。
国内外公私所藏吴大澂书札，“未能收录”者确实不少，暂且不论。至于“有些收信人的姓名暂时还不能确指”，窃以为尚有献替的空间。如第58页致韩绥之，当是谢家福（1848—1896，字绥之）之误。谢氏热衷慈善事业，屡次参与赈灾，曾在苏州创办电报传习所，生平与书札所述内容契合。谢氏家藏友朋书札原件大部分归藏苏州博物馆，零星流散在外，早在民国年间，谢氏后人谢行惠曾编印《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一种，内中便收录这一通吴大澂书札。第200页致王广文，广文系教官，非人名，且此札从内容看并非致王文卿者，显然有误。第327页致尹元鼎，伯圜名尹元鼐，然则“鼎”系“鼐”之误。第331页致恽祖翼，上款“知无主人”为苏州人彭祖贤（1819—1885），而非常州人恽祖翼（1837—1900）。
《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所收吴大澂手札。（作者供图/图）
其实早在2019年7月8日，夏子魁就曾对“知无”是彭祖贤的别号，作《关于“知无”款是否为“彭祖贤”的考证》一文，刊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加以讨论。此前，有位以收藏清人书札的朋友笃斋先生也曾以“知无”是谁下问，据笔者阅读吴大澂、潘祖荫、翁同龢等相关资料的经验，知无是彭祖贤不太为人所知的别号，就像潘祖荫的别号苏舫、苏盦，吴大澂称汪鸣銮之潜泉（常被人误以作西泠创始人之一吴隐）一般。
或许陆德富、张晓川两位先生整理《吴大澂书札》时，曾查阅到《关于“知无”款是否为“彭祖贤”的考证》一文，不过却并未采纳夏文的结论。之所以将“知无主人”当作恽祖翼，很可能是受到谢俊美先生《翁同龢年谱长编》的影响。
从《翁同龢年谱长编》中涉及恽祖翼的条目看，除少数真是恽氏外，大部分均是谢俊美先生一时疏忽，张冠李戴，将彭祖贤误作恽祖翼。《翁同龢年谱长编》中涉及恽祖翼的条目一共十一处，最早一次是光绪二年（1876）年尾，依据系致“知无主人”一札。最晚一次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十二日致“知无先生阁下”一札。除明确上款作“叔谋”的书札之外，其余大多依据翁同龢致知无各札进行系年，史料基本源自王宏整理的《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
谢俊美先生将“知无”确认为彭祖贤，很大可能是没有对《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中翁氏致“知无”各札内容进行细致考订，过分信赖王宏先生的考释，他在《翁同龢年谱长编》中对恽祖翼的生平，尤其是字号的介绍，完全沿袭 《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
《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之一页。
其实，核之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版《翁同龢日记》，早在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四日就曾出现“彭知无示杭人信，极言新抚行事颠倒”之语，足见“知无”姓彭，并非像谢俊美先生所说是恽祖翼的字号，此为内证。再看《翁同龢年谱长编》光绪八年六月十六日系致恽祖翼函，谈及“南中多雨，而章门水患”，上款为“知无主人左右”。按：《翁同龢日记》光绪八年六月十六日有“彭信云鄂、湘皆蛟水，天门堤坏”。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又有致“知无先生阁下”一札，谢氏亦定收信人为恽祖翼，此札谈及：
汉堤小决，秋成尚得中中，米价乃贱，民气安闲。……尊府应北闱试者皆落，而南闱得两俊，粗可慰，敝族则寂然矣。
再启者：吾两人交谊众所夙知，故求书者委积数十件，今择最急者陈之。舍舅汤伯述，江苏候补同知，其为人倜傥，能古文，尤能为奇洒语，如皇甫持正一流。如湖北志局正可任分幕之任，但示以体制，即不至以藻绩见长，试问之王黻卿可知其为人也。如允则寄书甚易，轮船通时，一月可往还。伊得此一份薪水，当不至抱壁而枯矣。萧山与君家数世旧好，乞一拯之，其余持函而往者，记不清是何人，一笑置之而已。瓶生再行。
虽然，《翁同龢日记》九月廿四日未见给人写信的记录，但往后看两天，就会赫然发现廿六日有“致书彭芍亭，为汤伯述也”的记录，显而易见，与上引一札内容相对应。
左图为翁同龢，右图为谢俊美《翁同龢年谱长编》。资料图。
但是，如要确认翁同龢书札中的“知无”为彭祖贤，而非恽祖翼，就有一个问题亟需解决。彭祖贤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而前文已揭示，《翁同龢年谱长编》引致知无书札的最晚一次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翁同龢不可能在彭氏去世十二年后，仍在给对方写信。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谢俊美先生对相关信札的系年考订，发生了偏差。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十二日一通为例，翁氏在信中言及：
鄂库如洗，最可忧悬。江防不添营，极是正办。教首可踪迹否？荆襄天下上流，公以静镇嚣，不独此邦之幸也。湘阴暂假，其精力尚未全衰，气魄终能包举。复淮事亦东南民命所系，望其早归。子固冲和，谅能曹随。南交成一相持之局，彼此骑虎，度其力未必能突海南耳。
鄂库、荆襄俱指湖北，尽管光绪二十一年（1895）恽祖翼升任湖北按察使，但次年他便擢任浙江布政使，所以从时间上看，光绪二十三年（1897）恽氏人在浙江，不可能仍在湖北当官。从信札内容提到“湘阴暂假”，应该是指左宗棠借目疾请假一事，所以这一通信札作于光绪十年（1884）正月无疑。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翁同龢本人《军机处日记》中光绪十年（1884）正月十一日有“左宗棠（初四）折。（目疾日增，仍请开缺）”的记录，次日“旨：左宗棠奏目疾增剧，气血渐衰，着赏假四个月，开缺回籍，安心调理”云云，与上引信札所述，若合符节。此前正月初七日《军机处日记》中有批左宗棠折“正月初五起身赴清江勘复淮情形”，则与“湘阴暂假”后一句“复淮事”遥相呼应。由此可以断定，《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中所收知无上款信札，应是翁同龢致彭祖贤，时间在光绪二年到十年（1876—1884）之间。由于对信札上款、内容考订的失误，导致《翁同龢年谱长编》将彭知无，误作恽叔谋。不意数年之后，《吴大澂书札》中收信人姓名的考订，会受其影响，以致谬种流传，故在此不得不再加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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