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则关于彩礼的新闻搅动了舆论。
2023年7月4日，江西抚州黎川县民政局发布通告：农村婚嫁彩礼超过本县2022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以上的（2022年为1.88万元），超过此标准均视为高价彩礼。县民政局从即日起公布抵制高价彩礼、深化移风易俗投诉电话，接受全县干部群众有关高价彩礼的投诉举报。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对高价彩礼进行治理。所依据的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不过，黎川县民政局发布的“受理农村高价彩礼线索的通告”，先是引发了炙热讨论，然后在当地一些人的投诉下被从网上撤下了，这到底只是撤下、通告依然有效，还是通告已被撤销？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均彰显了治理高价彩礼之难。
这里扼要说一下高价彩礼的成因。有人说，因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三千多万、适婚女性供不应求。这种说法，很有迷惑性，但其实是错误的。婚姻市场并不是一个自由流动无摩擦的大市场，而是由大量地区性的局部市场糅合而成，每一个局部市场都是有从低到高多个层级的分层市场。简单说，婚姻市场不是单数，而是复数；非均质，有分层。
哪些人需要支付高价彩礼？在农村、小城镇尤其中西部的此类地方，适婚男性往往多于女性、供不应求，加剧了当地适婚男性的竞争。逻辑上，不给付就进入不了底层婚姻市场的男性才需要向女方给付彩礼，以求青睐。然而，一旦进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适婚男女比例就倒转过来了。越往上走，婚姻市场的层级越高，适婚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越严重。
去大城市公园的相亲角，父母给自己的子女相亲，男女的比例往往是一比几。硕博相亲平台理想岛VIP发布的2023用户报告显示：注册用户突破10万，适婚女性显著多于男性，男女比，上海为34.4%:65.6%，广州为35.3%:64.7%，北京为37.3%:62.7%，几乎都是一比二。如果按照供求关系的逻辑，这些婚姻市场支付“彩礼”的就应该是女性。
从第一则新闻出发，理解了上述关于彩礼的背景知识，第二则新闻就更有意味了。
一网友在甘肃庆阳镇原县政府官网“领导信箱”留言，说：“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刚上大学结识了贵县临泾镇石羊行政村的一名女生，并成情侣，我们俩已经相识一年，互相很喜欢对方，于是将我们两个谈对象的事告诉双方父母”，然后女方父母表示本县最低彩礼28.8万元。该网友恳请镇原县用强有力的态势整治高价彩礼，“这样可以造福多少家庭和像我俩这样的情侣”。有人在评论区称，该女生已经退了彩礼和婚礼。
6月19日，镇原县委宣传部回复称，将以核查答复这次信访事项为切入点，形成一套长远治理高价彩礼的工作体系和日常监管常态机制。
此事在网上传播开了后，涌现出大量谣言，有人编造出女方出38.8万嫁妆、一百多万陪嫁多个版本，男方不想出或者出不起28.8万彩礼被女方退婚，对男生实施造谣诽谤网暴。
7月6日，镇原县委宣传部一工作人员表示，据了解，该男生为大一学生，双方父母未见过面，也未正式谈及彩礼，澄清了始于“领导信箱”评论区的谣言。
这其实反映了两个局部婚姻市场的“干涉”。在西部的甘肃庆阳镇原县，当地男性结婚要向女方支付高价的彩礼，但是从这里读书走出去的女方，能把当地的高价彩礼要求带出去吗？在这对情侣读书的城市或他们将来安家的城市，很可能是适婚男性少于女性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逻辑上男方没有必要支付彩礼。
但实际上支付彩礼与否，取决于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的博弈。某些男性扛不住某些话术，如“给女方一个保障”，而支付高价彩礼。但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与高价彩礼肯定格格不入，男方要有所坚持，女方要有所理解。
在底层婚姻市场，不给就找不到老婆的男性女方给付高价彩礼，本质上就是买卖婚姻。男性互相竞争的结果是造成了“囚徒困境”、不断推高彩礼，男女双方是买卖关系或供养者与被供养者关系，并不利于婚姻幸福与长久稳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治理高价彩礼，很有必要。在没有高价彩礼甚至没有彩礼的情况下，在男多女少的底层婚姻市场，女性更有可能从婚姻和谐及自己的终身幸福出发选择伴侣，“价高者得”岂能成长久夫妻？
将婚姻建立在爱与道德的基础上，而不是买卖与算计的基础上，是婚姻和谐稳定长久的基础。从一些地方治理高价彩礼频频遇阻看，要解决这一问题，非中央出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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