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读到发生在山东济宁医院的一个案例：高先生的父母几乎同时脑卒中，留下严重后遗症，需经常到医院做康复治疗。他同时照顾两位老人，前面推一位、后面拉一位，医院做检查分散在各楼层，进出电梯时，要先把父亲推进电梯，转身再去推母亲，一阵手忙脚乱。
高先生是独生子，父母年老生病时，除了靠独子之外再无他法。他原先月入1万多，孩子上学、家庭开支、房贷车贷，实在承担不起雇请护工的费用。为照顾生病的双亲，其只好停下工作。一边是零收入，一边是养家的沉重负担，另一边是两位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以及高昂的医疗费，高先生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对高先生的困境，本人深有体会：2017-2021年期间，父、母先后病倒。高龄老人住院、卧床，仅靠家政阿姨根本照顾不过来，实在没辙，我不得不辞职回家，做全职孝子。事实上，我和姐姐，再加上雇请的阿姨，三人配合、轮流照顾病患老人，都很疲劳。尤其是在这几年里，父、母几次住院，每次都要另外再雇请医院的专业护工。
因为老人患病、住院、卧床时，是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需无缝隙护理，照顾老年病患的中年人，不再按工作规律作息，往往需要凌晨处理应急事件，夜夜都要起夜查看，生物钟被打乱而感到非常疲惫、身心紊乱。更兼耄耋老人，除了肌体病患之外，有半数伴有失能失智、精神谵妄状况，这就使护理者在身体压力之外，更背上一重精神煎熬。
我家的经济情况比前文的高先生稍好些，不必为生活负担、父母医药费操太多心，老人住院时也还雇得起护工。想想自家的护老过程，经历过五陪二、四陪一，都已非常不容易，类似山东的高先生，要一扛二，真是难以想象，即便是有充足护老经验的本人，也不敢说能顶得下来。
山东的高先生看似个案，实际上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共同难题：数据统计截止到2021年底，中国的独生子女数量达1.8亿人。大部分独生子女都面临祖孙三代“4-2-1家庭结构”，这意味着独生子女人数2至6倍之老人的养老问题，都要靠这1.8亿独生子女来承担。
这样的社会供养比，前景是难以想象的可怕。目前，很多独生子女的父母年届50-60岁，有些尚未退休、大部分身体尚可，潜在问题还未全部显露出来。在20年后，这些父母到70-80岁时，越来越多人会因病痛缠身而需要医疗服务、护理照顾，养老护老问题如冰山一角，巨大危机在水面之下。
即便目前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们，尚未到病卧床榻之时，但根据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2016年共同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为4063万人。另有不同研究观点，如《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多元主体融合研究》估算：2020年，中国失能老人数量为2628万，老人失能率9.95%，其中的中度、重度失能率为2.58%。
上述不同研究、统计的结果差异在于统计口径不同，前者是失能、半失能，后者是失能。但无论是何标准，都意味着我国人口中，时时刻刻都有相当于小到整个澳大利亚、大到相当于加拿大全部人口总数的失能失智老人需要护理。随着时间推移，需要医疗、护理、照顾的老人只会越来越多。
而2022年全国新生人口数量为956万，2022年新生的二胎、三胎婴儿，在2040年之前不会成为主要社会劳动力。可见，在未来十几年、二十多年时间，中国的独生子女群体将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供养困局，会导致生存与心理双重危机严重激化，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高度重视的迫切问题。
以个人愚见、一管窥豹，不可能提出高屋建瓴的全面解决方案。但仅以个人见解：目前的居家养老、提倡传统文化“孝道”，解决不了如此宏大的养老难题。山东高先生、笔者个人，作为个案可以选择辞职、全职照顾卧床的父母。但无法想象近2亿独生子女全都辞职、回家尽孝，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宕机。
所以，政府应该推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化养老机制，以部分舒缓这个问题：以数量较少但更加专业、职业化的护理人员，形成养老护老产业，服务于较多老人。使未来社会更少的年轻劳动力，能更高效地从事社会生产、保障社会运营。另外，也寄希望于智能机器人或脑机接口解决养老尤其失能老人护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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