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揚言上任後會即時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並主張「美國優先」，未來4年東亞形勢走勢備受關注。本報專訪日本星槎大學教授、前日本駐斐濟大使大嶋英一先生。大嶋曾任日駐港總領事館領事多年，中文流利，熟悉中國內地及香港情況，是日本外務省「知華派」之一。今次訪問希望能讓讀者們從另一角度，了解日本外交官學者對中日關係、特朗普上任後國際局勢等問題的看法。■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樹廣、余家昌
一、大嶋教授，安倍晉三上任日本首相以來，中日關係仍未恢復到正常化水準，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杭州G20峰會上畢竟與他實現了會見，兩國關係正處於緩慢復甦之中。您認為如何克服歷史和釣魚島兩大問題？您對近期的雙邊關係有何期待？
答：謝謝尹先生給我機會回答問題。由於我已經離開政府部門，以下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不是日本政府的立場。兩國關係惡化不是從安倍首相上台以後才出現，而是從民主黨政府時就開始。雖然目前兩國的政治關係不算好，可是經濟關係仍然非常密切，而且已經形成牢固的互補性，我們不要忽略這一點。為了改善兩國政治關係，我們應慎重對待容易刺激雙方民族主義的事情，因此首先兩國領導人需要謹言慎行，避免刺激人們的情緒。
至於中日兩國歷史問題，我相信為了不把這個問題拖到後代，和解是最重要的。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雙方對促進和解方面似乎沒有心理上的準備。儘管如此，我對今後兩國關係並不悲觀，我們應以緊密的經濟關係為基礎，一步一步建構相互信賴關係。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忘記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這個大局。
加深民間交流 提升好感
二、現在每年有500多萬中國遊客去日本旅遊，民間了解不斷加深，但同時有民調顯示，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降至10%左右，令人憂慮。您認為兩國國民如何重新贏得互信？
答：由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80年代末期，日本人對中國有好感的比率高達80%，遺憾的是，此後日本人對華好感快速下跌，變成如今的狀況。我認為，雖然短時間內要恢復好感很困難，但無須覺得悲觀。我有很多學生到澳洲留學一年回來後，我問他們對當地遇到的中國留學生有什麼印象、有沒有信心將來繼續和對方相處，所有人的回答都是肯定。我認為只要繼續讓兩國人們直接接觸、加深交流，對彼此國家的好感度也會上升。
憂特朗普影響亞太穩定
三、剛剛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的特朗普主張美國奉行「孤立主義」，他競選時聲稱，日韓應為美國駐軍分擔更多費用，否則可能撤走，他亦反對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TPP政策。您認為「特朗普時代」美日同盟關係會有何變化？有人認為，這可能令中國擴大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您怎麼看？
答：對於特朗普當選，我最擔心的是二戰以來，汲取戰爭教訓所建立、以美國為中心支撐的國際秩序(民主主義、自由貿易、尊重人權)基本國際規範，未來會否被美國所背棄。若然如此，世界將會日益對立，爆發戰爭的風險亦會增加。假如美國變得內向，導致東亞地區出現「權力真空」，而一旦中國採取行動填補這股真空，我認為世界將會對中國主張的「和平發展道路」和「新型大國關係」感到懷疑。
安倍「三箭」恐成後世重擔
四、日本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失去的20年」。安倍的「三支箭」政策有何成效？
答：過去20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維持低增長，但我不覺得這是「失去的二十年」，現在的日本比以前更宜居。而且當人口進入減少期，經濟仍然能夠維持增長，我覺得這樣才令人驚訝。至於安倍政府的「三支箭」政策，我認為很大機會會令以後的世代背負沉重負擔，對它的合理性感到懷疑。
民間活動主宰軟實力
五、日本的動漫和電視劇在不少國家受追捧，這是日本的「軟實力」之一。作為前駐外大使，你認為日本「軟實力」成功的秘訣是什麼？請舉例子說明。
答：我以前在日本駐韓國大使館擔任文化公使時，就覺得即使政府部門自行製造軟實力，也不可能令它流行起來。20年前我到意大利旅行時，看見酒店電視竟然播放意大利語配音版的日本動畫，感到很驚訝。過了10年，日本動畫已經在全球成為熱潮。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軟實力是在民間活動中自然產生的，日本政府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提供所需環境，讓民間活動更易舉行。
值得一提的是，30多年前我曾經到過中國留學兩年，當時的中國雖然較現在貧窮，但我對於那時感受到非常濃厚的文化氣息還是印象深刻，因此我認為，與中國未來軟實力有關的元素，很多可以在中國社會裡找到。
日青年多認同華崛起機遇
六、您在大學教書，日本青年一代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對中國最希望和擔心什麼？
答：日本年輕人對中國的看法，在曾經與中國人接觸及未曾接觸過的人之間，有很大分別。未曾接觸的人當中，相信很多會對中國崛起感到不快，但事實上很多年輕人對國外事務不太關心，所以這方面也很難說清楚。曾經與中國人接觸的年輕人，很多都會對中國有興趣，打算進入社會後着重與中國做生意，他們很多都覺得中國崛起是機遇。
兩次駐港印象最深刻
七、您曾長期在香港工作，您眼中的香港是怎樣的？你如何看待「港獨」現象？香港要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最主要挑戰是什麼？
答：我在1990年至1993年，以及2010年至2012年間，先後兩次派駐香港，是我外交官生涯印象最深刻的5年，現在我也例必每年到香港一次。我還很清楚記得最初的印象，當時香港社會遠比日本社會自由，我甚至覺得如果自己出來開公司賺錢也可以。
第二次派駐時香港依然繁榮，但當初那種感覺消失無蹤。原因是什麼我也不太清楚，第一次派駐香港時，那是一個任何人只要把握機會便能致富的社會。第二次派駐時，覺得香港好像變成了有錢人與非有錢人身份固定的社會，年輕人很難再有夢想。
在今年9月初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我偶然有機會與一位在日本的香港留學生交談，他對於「本土派」候選人當選感到興奮，儘管他應該也明白，「港獨」是不切實際的。為什麼一部分年輕人會被「本土派」所吸引？我覺得這可能與階級僵化有關。如果是這樣的話，實現更公正的社會，來讓年輕人能夠期待美好的將來，將變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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