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李 昂、何思锦
编辑 | 孟佳丽
01
高中生坐进了大厂办公室
2026年夏天，在澳门读高一的张兆峰坐在腾讯位于广州的微信总部的会议室里，参加一场持续三周的产品实践。他所在的三人小组要完成一个小程序教育平台的用户调研与产品优化——体验平台、发现问题、访谈用户、得出结论、提出改进方案。带教老师全程跟进，每天至少碰一次，偶尔长达一个半小时，反复帮他们复盘。
张兆峰觉得自己被彻底“刷新”了。“去之前我以为大厂员工每天很早就要打卡、加班到很晚，”他说，“但去了之后发现，大家工作氛围挺活跃的。”更重要的是，他观察到腾讯员工思考问题的严谨，“他们会细化、深挖本质，规划好一个项目的不同功能和时间线”，这种专业度让他印象深刻。
张兆峰所在的项目，是腾讯青科实训营联合腾讯商业生态公关中心在2026年推出的“未来科技先锋成长计划”暑期实践项目。该项目面向13至18岁中学生开放，涵盖金融科技、微信小程序AI+教育、微信搜索AI三个方向。要获得报名资格，必须参加过2022年至2026年任意一届“微信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这意味着只有已经在技术实践中崭露头角的学生才有申请资格。张兆峰从初一开始连续参加了四届，拿过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即便如此，他申请这个项目也经历了线上课程、笔试、线下课题展示、面试——200人进入学习环节，最终只有10人被录取。
近两年，多家技术公司及产业巨头不约而同地将人才选拔的触角伸向了高中生。
2025年10月，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与上海交大ACM创始人俞勇共同发起的非营利创新机构知春创新中心在上海正式揭幕，该机构计划每年招收30名16至18岁的“全职预备研究员”，培养周期约5年。
2026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启动“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宣布从高中毕业生中遴选“有梦想、有判断力、有意志力、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直接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岗位，由CEO、研发骨干及专门聘请的教授与博士带教，提供按年度考核的全额学费返还奖学金，且到岗即享受同岗位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待遇。截至2026年5月，这个项目已经收到上万份报名申请。
主营军工业务的美国AI公司Palantir走得更远。2025年，它面向全球高中毕业生推出“功绩制研究员计划”。首批500多人申请，被录取的22个人在实习的四个月里能参与真实项目，月津贴5400美元，表现优秀者直接获得全职岗位，年薪最高可达17万美 元。
在技术大厂入场之前，为高中生提供接触企业的机会，主要是跨国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高盛等投行早在2010年代初就在美国和英国推出了高中生项目，但多为“参观式学习”，高中生们并不参与实际工作。
而如今，同样面向高中生，各家企业的做法完全不同。CGL猎头公司合伙人梁栋城将市面上的项目大致划分为三类。腾讯是“人才品牌投资”，做暑期实践但不涉及录用，“有点像小红书的种草，让大家知道腾讯在做这件事，在年轻人中建立品牌认知。”字节跳动的知春创新中心是“自建人才供应链”，“把商业模式、用人理念、文化提前融入到培养中，让培养出来的人天然契合字节。”吉利和Palantir的模式更为直接，它们绕过学历体系直接定义人才。“我不用考虑培养什么人才了，而是我自己定义什么样的人能解决我的问题。更直接，更实用主 义。”
三类模式对应着不同的战略目标，但底层逻辑是一致的：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企业不愿再等四年，它们要亲自下场，在年轻人被大学“标准化”之前，就找到还没被定义、真正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02
目光为什么投向了高中生？
梁栋城认为，“技术迭代速度已经超过了学历培养的周期”。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周期是以月为单位的，而教育体系的更新需要五到十年。过去，一个热门专业从入学到毕业还有四到七年的“热度缓冲期”；如今，从Transformer到Agent应用，技术焦点半年就会换一个。“举个例子，2022年入学的学生，用的是四年前的教材，但现在是2026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梁栋城说。
供需关系的错配，让企业开始重新思考人才的定义。
过去，企业依赖学历、专业、实习经历这些“信号”来筛选人才。但当候选人是一个高中生时，这些信号全部失效。那企业看什么？梁栋城认为，看的是“原型”，“原型就是当下你的‘操作系统’‘底层代码’是什么。你可能没装应用，但是系统好不好，决定了到底能装什么样的应用。”
他把企业筛选高中生的标准拆解为三项底层能力。
第一是自驱行动力：“那些老师、家长安排以外的，你愿意把时间、精力all in的部分。不是强迫你的，是你天然就喜欢。”第二是复盘能力：“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如果他能够讲得很清楚，我们更倾向于他不是被包装过的。他可能会讲‘我当时怎么想的，后来发现不对，我换了个方式，结果好了’，他是可以不断迭代的。”第三是如何应对失败：“一个有潜力的人，过去肯定是有失败经验的。但失败了，我怎么看待，我敢不敢持续地继续探索？在一个事情上反复失败，最终做出了一个结果，这反而是探索的军功 章。”
类似的理念也体现在腾讯暑期实践项目中。来自上海平和中学的 高中生黎宇萱今年通过层层筛选进入了先锋计划，此前她做过GitHub开源项目，也尝试过用3D打印机创业，但据她回忆，该实践项目在筛选时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些经历，“他们更看重的是行动力、落地速度，以及遇到问题后快速调整的能力。”
除此之外，大厂们将目光投向高中，还有一层更现实的考量：越早接触年轻人，越容易让他们形成对一家公司的具体认识。过去，很多企业通常在大学毕业季前后竞争人才。现在它们从高中阶段就开始接触学生，让学生有机会提前了解自己的产品、岗位和组织文化。多名学生表示，在参加微信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和先锋计划后，未来求职时会优先考虑腾讯或类似的技术公司。
因此，“抢高中生”背后的核心变化，是企业开始把人才竞争从大学毕业阶段向教育早期延伸。它既是招聘策略，也是人才培养和品牌建设的一部分。对于技术迭代较快的行业，这种尝试尤其重要。
03
他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提前走进职场，对这群年轻人来说，得到的和失去的，就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近两年这批企业项目出现之前，高中生进大厂更多是一种偶发事件。刘嫣然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夏天，高中毕业的她坐进了后厂村网易大楼的工位。当时大学生出不了校园，高中生反而有了空隙。她在产品增长团队负责用户留存和拉新，做着和本科生一样的工作。
那段实习改变了她的轨迹，让她较早地开启了“社会化进程”，帮助她了解了技术公司的工作和协作方式，也让她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更多思考。正因如此，进入大学后的每一个暑假，刘嫣然都没有浪费——百度、快手、字节跳动，在这些公司实习时，她会思考每一个岗位是否符合自己长期想做的事，能不能积累可迁移的能力和资源，最终她选择接受耶鲁大学的硕士offer。
不过她也看到了另一面。她承认自己当初能进网易，“吃的是时代的红利”，而后来整个大学阶段，她都在为“好工作”这个目标不停实习，她清醒地参与了这套生态体系下的竞争，并且赢了，但她不觉得这样的生态是健康的。
腾讯暑期实践项目的几位项目参与者还处在刘嫣然五年前的状态里——新鲜、兴奋、觉得世界被打开了，各自有各自的收 获。
张兆峰在为期三周的项目里第一次意识到，做产品不是把代码写完就结束了，背后有一整套关于用户、需求、优先级的判断。本来他有点相信“AI会取代人类”的说法，腾讯的经历让他确信AI无法在想象力的边界上取代人类。他认为，“抽象”这一特质，可能是人类在AI浪潮中的护城河，因为人类不仅拥有不同的思考维度，还总是能以一种非线性、发散性的方式迸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子。
来自上海的高一学生李海荣，对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有了全新的认知。“这次我们是从0到1自己完全搭建了一个产品，这种项目制学习能让我们很快地掌握知识。”此前，李海荣并没有系统性地去思考产品背后的逻辑，但通过经历了三周的实践后，她了解了怎么把一个模糊的想法，通过一轮轮讨论、设计、反馈、调整，真正落地成一个可用的产 品。
同小组的黎宇萱也有类似的思考。“之前我尝试过一些小项目，但侧重点是完成项目本身，不会详细考虑用户体验，做出来能用就行。但在做小程序的过程中，我们反复从用户角度思考产品定位、目标群体、核心功能如何删减，UI设计也站在用户角度考虑按键位置。经过这个项目和中间反复打磨，我的产品经理视角提升了很多，会更全面地像产品经理一样思考。”
这段经历之后，她们都将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方向加入到自己对未来的职业考虑中。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觉得高中实习的经历是值得被推荐的。米霖的经历给了另一种参 考。
2023年米霖在高三下学期靠AI风口进入大厂实习，实习工资加上自己接的项目、兼职等收入，一个月能拿到一万五左右，而此前每月的零花钱只有25块。钱来得太容易，但心智没跟上。他在播客中说：“18岁进大厂，这以后就是我人生的高光吗？”他并不建议高中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工作而放弃上大学，他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不应该那么早就被流水线填满，需要一个可以停下来、想一想的阶段——用来焦虑、用来恋爱、用来哭、用来做任何事，让自己更好地去理解自己、理解这个社会。在他看来，大学承担的就是这个功能。
“这里面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确定性和可能性往往同时存在。一个人越早选择一条路径，能够得到的确定性越多，就越可能放弃一些原本没有尝试过的方向。”梁栋城说。对高中生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注 意。
04
这是超级高中生的游戏吗？
从目前的案例看，高中生进入技术公司的机会仍然属于少数人。
数据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腾讯先锋计划2026年暑期从200名进入学习环节的候选人中最终录取10人；Palantir的功绩制研究员计划首批有500多人申请，只录取22人；字节跳动知春创新中心每年计划招募30人。吉利的跃迁计划虽然收到了上万份报名，但选拔仍在进行中，且最终能进入核心业务的高中生依然是少数。
这些数字和一个更大的数字放在一起对比，结论会更加清晰：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有1270万人。目前进入企业核心项目的高中生数量与之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更像一个极小的漏斗——入口很窄，筛出来的只能是少数人。梁栋城判断，未来几年类似项目会增多，形式也会更加多样，包括暑期项目、全职培养、校企合作等，但涉及的行业和规模都不会无限扩张。也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大多数高中生的升学路径，也很难直接冲击大学生就业市场。
那么这些项目到底改变了什么？它改变的可能不是“谁被录取”这个结果，而是企业如何看待一个人。项目战果的权重在上升，学历的权重在下降——做过什么、做成过什么、解决过什么真实问题，正在超过“在什么学校读书”这个标签。这意味着，同质化的学历在贬值，差异化的能力在升 值。
但这并不表示大学教育就会被企业培训取代。梁栋城的看法是，企业适合训练具体职业技能，大学仍然承担系统认知、思维训练和人文素养等能力的培养。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大学仍然是主要的人才培养路 径。
“学历并没有贬值，‘只有学历’才会贬值。”梁栋城建议大学生尽早参与真实项目，开源的、竞赛的、实习的都可以，这些积累的分量会越来越重；同时把AI变成日常习惯，而不只是一个偶尔使用的工具。
在他看来，变化的方向是很清晰的：这不是学历贬值的时代，是一个能力重新被定义的时代。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米霖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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