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李昕与他的新著《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资料图/图）
李昕先生是一位出版家。1982年大学毕业，好几个窗口欢迎他进入社会，他选择了国内的出版业，长期在编辑部门服务，他称之为“做书”。《一生一事》是李昕先生的回忆录，书名有个副标题：《做书的日子》。
那时，1982，十年已过，万象复苏，从头收拾中国文化，锦江春色来天地，这一步跨出去就是姹紫嫣红，李先生的选择得天时。他家住在北京，女朋友也在北京，父母之邦，首善之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在此归纳最初的因，演绎最后的果，他的选择得地利。他家世代传道授业，文化界人脉广泛，他的决定得人和。
他在决定选择做编辑的时候，同时决定放弃留学，放弃从政，后来“十亿人民九亿商”，他也放弃下海。他在回忆录中说，出版业可以“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启迪思想，推动进步，启迪改革”，“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论本末先后，编辑部是出版社的心脏，居国民素质的上游，堪称“要津”。于是，他“衣带渐宽终不悔”：
198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4年。
1996，香港三联书店，8年。
2005，北京三联书店，9年
2014，北京商务印书馆，9年。
出版社培养作家，成就作家，我们视为文学的保姆。编辑部是出版社的心脏，守护作家，我们视为文学的傧相。人生、自然，是作家的上游，出版社是作家的下游。出版社又是国民素质的上游，关乎文运兴衰，国家的软实力，国家社会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李先生说：“这四个出版机构，都是有历史有传统，品牌响亮，出好书，出精品的，这是我的幸运，因为做编辑需要有一个好平台，好的平台可以给编辑带来更多的资源，创造更多成功的机会。”谦谦君子，将一生成就归功于客观环境，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古人遗训：“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说到李先生“做书”，我感觉读后感永远不能代表原著。做书的前锋是编辑，编辑并非仅仅是出版社的一个职员而已，他好比医院的医生，学校的教师，乐团的演奏者，是一种精英集合，听听医生的名字，你就知道那是一家什么样的医院，看看演奏者的名单，你就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乐团。
《一生一事》记述，三联为杨振宁和夫人开新书发表会，问杨氏要邀请哪些嘉宾，杨氏开出来的名单尽是政界显要，社会人士对作家这个角色缺乏了解，可见一斑。在出版业各部门中，只有编辑和作家有共同语言。自然而然，编辑成为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的唯一联系，他代表出版社，他疏懒就是出版社疏懒，他傲慢就是出版社傲慢。反过来说，他的一切优点也都是出版社的优点。出版社要依靠责任编辑一点一点与作家建立共信，可以说关系到作家的向心离心，出版业的荣枯兴衰。一流的出版社也要靠一流的编辑对外体现，对内奉献。李先生对四大出版社的称道，强调了客观的条件重要，他的成就，除了客观的条件，还得有主观的条件：专一与有恒。“一生”有恒，“一事”专一，书名含蓄，语重心长。
《一生一事》2022年12月出版。书中估计，由1982到2022，李先生在工作岗位上参加选题出版的书超过一千种，担任终审的书两千五百种，共约五亿字，除了开会、出差、睡眠，就是看书。他何以能够不厌倦不疲劳呢？原来做书有一个完整的工序，并不只是排版、印刷、装订而已，“书”的内容来自人生和自然，它在成为物质之前已经存乎天地之间，这个苍冥中的“书”进入作者脑中化为形象符号，再由作者脑中移到纸上成为文字。出版业把没有形体的书制作成书店里有形体的书，店里的书又变成读者胸中之书，“启迪人们的思想，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促进社会的进步”，功同造化，这是又把书还诸天地了。做书的人置身于这个大循环之中，海天有尽，我愿无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乐此不疲了。
俗话说“买金的遇不到卖金的，卖金的遇不到买金的”，李先生不讲“遇”，他讲“找”，买金的一定可以找到卖金的，访书如访贤，唯恐交臂失之，不要“左顾右盼，三心二意，挑肥拣瘦”。清朝有个戴名世，他说自已胸中有百卷书，等待有人诱而出之，李昕先生于无书处见书，“诱而出之”得心应手，买金的发现金矿，帮助卖金的人开采，既是名人轶事，也是文林趣谈。
欲知其详，请看《一生一事》记述牛汉、屠岸、北岛、孔丹、何兆武、各位名家在三联出书的经过。
李昕先生有四大出版社的阅历，四十年的编辑经验，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潮流激荡，周旋于中国当代文化界精英之间，五亿字书稿经手过眼，读万卷书、穷千里目，底气极厚，全书四百多页，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这本书并不深奥，全部用大白话写成，浅显流畅，如清水由地下深层喷出，亭亭如盖，晶莹透明。语言老妪能解，内蕴虽宿儒不能穷究，所谓厚积薄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身居异邦，社交范围以内有三十位朋友看过这本书，封面设计首先得到称赏，认为创意十足，淡雅而能夺目，难得。书虽厚，拿在手中轻软舒适，装订的确如蝴蝶展翅，可以平摊在桌上，不像砧板上鲤鱼打挺。内容方面，众文友认为李昕先生对人诚恳，对书尊重，著作人能得一遇，可以称幸。有人说李先生得天时地利人和，成为出版界佼佼者，他写回忆录不贪天之功，不贪人之功，对一同工作的编辑不吝称扬，令人感动。有人说做书在想象中为一枯燥工作，李先生写来豁然开朗，活泼有趣。他在工作中有至乐，不可言传，笔墨中见性情，读者有心，得之于言外。
有人说，这本书记下当代文化界许多名人的趣事轶闻，有张力，见性情，给人生增添调味剂，可读。一位书店老板说，此书将自已的宝贵经验倾囊相授，可以当做出版手册，恨不能在十年前读到。有人说李昕先生这本书可称为好书导览，他对自己经手做成的书往往有几句隽永有味的评点，令人对那些书心向往之，世上有这么多好书，我们应该看却没有看过，恨不得都买来摸几下翻一翻才甘心。
还有人大处着眼，认为《一生一事》全书的重点是人生修养。李先生赶上中国出版路线的检讨调整，参与决策，出版图书是为了大众还是为了精英？前者追求普及，后者追求提高。出版是商业还是志业？前者服从成本利润，后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还有，发扬传统还是鼓励创新？李先生通权达变，为双方设想，秉中道而行。或力排众议，或从善如流，不争功，不诿过，有担当，有温度。李昕之所以为李昕，借用画家高更的话：“世上有两种美，一种来自人类天性中的灵性，一种来自后天的学问。”他所谓后天的那一部分，尽在《一生一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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