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返乡，笔者惊讶地发现这座川西北的小城中，所有的小孩已经都说“普通话”了，当然大多是川普版的普通话，一般家长也都配合小孩讲川普版的普通话。有些老人带小孩，用普通话的发音却说着各种方言词，如说“这是果母子（水果）”“这是拐拐（小鸟）”之类。画面虽然令人忍俊不禁，却也反映了老人都会尽所能去教孙辈“普通话”。
本地老人、父母辈之间的日常生活交流，都是使用当地方言，但对小孩则都使用“普通话”。那么按照这个速度，下一辈小孩只能听懂方言，但说的都是正规或不太正规的普通话。而再往后一代人，本地方言也就消失了。
当然，有的人会认为，消失就消失吧，反正大家都是中国人，都说普通话，以后更便于交流，这岂不是更好？
这种观点，其实是将中国文化的内部丰富性全都给取消了，将中国语言简化理解成了一种单一的、扁平的、单向度的层面，而忽视甚至取消了众多方言所承载的立体的、地方历史、文化元素的丰富性。
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以法国维莱科特雷法令和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推行的标准法语作为法兰西民族国家语言为代表，将推广官方统一语言作为打造现代民族国家国民身份认同的功能。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也开始推广东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语”，成为东亚地区推广现代统一语言的开始。
普通话在中国各地的推广，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公共语言构建，当然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有效增进国家内部各区域人群的国家认同、情感沟通与必要交流，并抟成现代“中国人”这一文化身份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广普通话是增强凝聚“中国人”这一大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必要。
但人的身份又是多层次的，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在单位、学校使用普通话，下班或放学后和家乡的熟人、朋友之间使用方言，也在家庭生活中和家人之间使用方言，这些都是不矛盾的。在不同层面的符号话语系统中，使用不同层面的话语，本身就构成一个丰富、多层次的文化生态系统。方言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它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凝聚着地方上漫长的历史和独特的情感记忆，也就伴随着各地先祖们辛劳谋生、发展、传承过程演化出的一种自然语言。同时，方言也凝聚着各地区乡党、朋友、家人之间各类小共同体的文化、情感乃至血脉的联系。
方言中还有很多是活化石一般的古雅词汇，如在四川的乐山方言中，保留着大量古代汉语的入声字语音，对于学习掌握和欣赏古诗词韵律，有很大的便利和帮助。南方的吴语、粤语、闽南语、客家语、湘语等方言中，由于历史底层更为古老，如闽南语底层可以追溯到南北朝，客家语底层可追溯到唐代，粤语和吴语底层可追溯到南宋。
这些古老的语言底层，不但对于语言学家研究和构拟中古音的规律提供了丰富资料，而且对于当地人阅读、欣赏我国古代文化经典，更是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我国南方人多语言学家，这正是因为南方方言的历史沉淀与丰富性，提供了更多得天独厚的条件。
此外，对方言的调查与分析，还有助于揭示各地区历史文化差异的形成。例如语言学家对四川各地方言的田野调查研究显示，沿岷江流域的两侧，语言存在着巨大差异，历史原因恰恰是因为张献忠的活动是沿岷江展开的，进而导致两岸的人口结构、语言之间产生差异。客家语的分布，又能揭示出安史之乱以来中原南迁人群，对于南方开拓的路线与演化。
方言是中国文化内在丰富性的宝库和资源，各种不同方言，其背后也存在独特的地方性文化差异，储存着各地独特的思维、情感表达方式。如吴语柔软细腻、关中方言质朴厚重、四川方言幽默诙谐、粤语古雅潇洒，是中国历史文化丰富性的体现。如果这些方言最终都消失掉，那将是整个中国文化内部丰富性的巨大损失。
各地不同的方言，承载着各地丰富的文化元素，像是一座装满各种宝物的库藏，其中有的是水晶，有的是蓝宝石，有的是红宝石，有的是翡翠，有的是玛瑙，有的是珍珠，有的是贵金属，它们共同构成了璀璨夺目、光彩四溢的中华文化宝库，可谓之无尽藏。但如果这些丰富的宝库，多种颜色的流光溢彩都消失，那无疑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笔者认为，推广普通话与保留传承方言，完全是不相矛盾的，二者是不同层面的事物，不需要视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应该在机关、学校、单位等正式场所推广普通话、使用普通话。而在乡党、朋友、家庭成员之间传承并使用方言，这是完全不相矛盾的事物层面。如果自己家的孩子，再也听不懂自己祖先的方言，听不懂老一辈之间亲切的乡音，也看不懂父母辈年轻时充满情感与记忆的方言剧，那是非常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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