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前赤壁赋》卷首苏轼画像。
一、
说到科举史上难度最大的考试,人们往往会想到隋代的秀才科。在明清两代,人们用“秀才”一词,指称经过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生员,也即科举考试最低等级的合格者。但在隋代,“秀才”却是科举的最高科目。据史籍记载,在整个隋代的三十年间,考中秀才者只有十多人。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考试难度极大,令人望而生畏。试看杜正玄的应试经历:
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馀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属吏部选期已过,注色令还。(《北史》卷二六)
细读此段文字,令人啼笑皆非。是年,海内仅有杜正玄一人应“秀才”科,而且“试策高第”,可见他才学过人,朝廷自应重视才对。可是主管部门将杜正玄的对策呈交主持朝政的尚书左仆射杨素,后者竟勃然大怒,一眼未看,就将其策掷地,还要追究刺史“妄举”举子的过失,降低刺史的考核等第。“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之语最为可笑,连周公、孔子都不能考中,设置这样的科目意义何在?更荒谬的是,等到“选期将尽”,应其他科目的举子都已铨注结束,杜正玄却还在苦苦等待。主管部门再次向杨素报告,杨素为了刁难杜正玄,竟亲手出题,让后者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写出五篇模拟古人名作的文章。于此可见,隋代的科举根本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主事权臣妒贤嫉能,出题则随心所欲,一意刁难,难怪科举未为隋朝网罗到什么人才,以至于两代即亡。
隋祚短促,唐承隋制,包括科举在内的各项制度,多为唐朝沿袭,秀才科也是如此。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便诏令将秀才与明经、俊士、进士诸科,同列为每年举行的常科。其中秀才科对举子的要求是“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逸者”,明显难于明经与进士等科。太宗贞观年间,更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未得中者,处分其所在州之刺史,于是秀才科遂致无人敢应,渐趋废绝。据《登科记考》记载,唐太宗贞观朝的二十三年中,得中秀才科者仅有二十一人,平均每年不足一人。及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诏罢秀才科,以后不复设置。所以隋、唐两代的秀才科,只是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倒是杨素所出的难度极大的试题,成为科举史上的著名事例。
苏轼《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资料图/图)
二、
那么,到了科举制度高度成熟的宋代,还有没有此类难度极高的考试呢?有的,那就是北宋的制科。制科也称制举,是相对于进士科等常科而言的,《宋史·选举志二》:“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制科的地位与难度均高于常科,故称“大科”。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富弼“初游场屋,穆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后来富弼果然得中“茂才异等”科,仕至将相。无独有偶,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其二子于成都谒见知州张方平,张方平对才华出众的苏轼、苏辙深为赏识,乃劝他们参加制科考试。张方平日后回忆说:
初,君(苏洵)将游京师,过益州与仆别,且见其二子轼、辙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将以从乡举,可哉?”仆披其卷,曰:“从乡举,乘骐骥而驰闾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骋其逸力尔。”君曰:“姑为后图。”(《文安先生墓表》)
“乡举”即“乡荐”,即由州县荐举参加进士考试。“六科”即制科,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下诏置制科曰:“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其数有六,故称“六科”。张方平本人就曾两度得中制科,第一次是景祐元年(1034)的茂材异等科,第二次是宝元元年(1038)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故对制科情有独钟,并劝说苏轼兄弟不应进士试而直接参加制举。然而苏洵对二子的前途早就胸有成竹,仍然按部就班地先让他们参加进士试。果然,苏轼、苏辙于嘉祐元年(1056)八月,在汴京应开封府试,二年(1057)正月、三月相继参加省试与殿试,顺利通过进士考试的三道关口,兄弟同时进士及第。此年省试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及杂策五首、诗一首;殿试之题是《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难度皆不甚大。苏轼应试时尤其得心应手,其《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试官欧阳修及范镇等人之激赏,终成传诵千古的名文。
由于遭遇母丧,二苏返蜀守丧,至嘉祐五年(1060)二月,方返回汴京。朝廷授苏轼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二人俱不赴,住进城南比较僻静的怀远驿,专心准备参加制举。他们得到礼部侍郎欧阳修与天章阁待制杨畋的支持,分别荐举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也有史料称二苏所应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不确)。按照朝廷的规定,二苏各自呈交五十篇策论,由欧、杨上呈朝廷,经审核合格,方能参加正式考试即“阁试”。二苏的策论都得到完整的保存,且曾单行于世,分别称为《东坡应诏集》和《栾城应诏集》。前者在今本《苏轼文集》中已经散乱,但原文俱在。后者则仍以《栾城应诏集》之名,存于今本《栾城集》,一览即知。这一百篇策论,是二苏在怀远驿中精心撰写编纂的学术著作,它们体现出两位青年才俊过人的学识与才华,故而得到朝中大臣的普遍激赏(王安石除外)。这些策论号称“贤良进卷”,它们不是在考场中限时交卷的命题作文,似乎难度不大,其实更能体现举子的真才实学,故更受后人的重视。
三、
难度极大的是二苏参加的那场“阁试”。“阁”指秘阁,即北宋的皇家藏书处。由于应制举者人数较少,得以将考试地点设于阁中。但是主考官并不由秘阁人员充任,而由朝廷另外委派大臣。嘉祐六年(1061)八月十七日,阁试举行。考官共有四人: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相传,本年想应制举的士子原有三十多人,但是“相国韩公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济南先生师友谈记》)。“韩公”即韩琦,正是非常欣赏苏轼兄弟的当朝宰相。据《宋会要》记载,此前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共有十八人应制举,经“阁试”合格者,仅赵彦若一人,而赵又在随后的殿试中被黜,故是年无人中举,其后四年间亦无人应制举。直至嘉祐二年(1057),方有夏噩一人中等。嘉祐四年(1059),又有陈舜俞、钱藻二人中等。既然每次制举所取者不过一二人,本年又有名噪一时的二苏应举,如果韩琦之语属实,则其他举子知难而退,就是情理中事。《宋会要》中记载说“奎等上王介、苏轼、苏辙论各六首”,可知此次阁试合格者共有三人。至于是否有参加阁试而不合格者,则不得而知。
明崇祯四年刊苏轼文集。(资料图/图)
阁试的试题是六篇论,人称“阁试六论”。此年的试题是:《王者不治夷狄论》《刘恺丁鸿孰贤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形势不如德论》《礼以养人为本论》《既醉备五福论》。六道题的题面分别出于《公羊传》隐公二年何休注、《后汉书》刘、丁本传、《论语·子路》樊迟学稼章包咸注、《史记》吴起传赞、《汉书·礼乐志》、《毛诗·生民》既醉章疏。其中一、三、六题属经,二、四、五题属史。值得注意的是,涉经的三题其实都是出于经书的注疏。阁试的基本要求是考生要熟记经史典籍,包括相关的注疏,否则无从着手。
从表面上看,“阁试”考的是死记硬背,只要将典籍熟读成诵,即可过关。而隋代的秀才试考查的是举子的实际写作能力,更加需要临场发挥的才华。相比之下,似乎后者的难度更大。其实不然。试看史载隋代开皇九年的那次秀才试,题目是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前四篇范文皆是入选《文选》的名篇,《白鹦鹉赋》虽然未入《文选》,但作者颜延之是《文选》中的卓然大家,其作品入选《文选》者多达二十二篇(《五君咏》五首计作一首),凡是重视《文选》者,当然会连类而及,进而重视颜延之的其他作品。研究《文选》的“文选学”虽然兴起于隋、唐之际,但作为写作范本的《文选》早就风行于世,杨素临时出五道题目,竟有四道出于《文选》,可见他平时对《文选》烂熟于胸。相传唐人李白“三拟《文选》”,那正是隋、唐间文士的普遍做法。不难推测,在杜正伦应举撰文之前,他多半已经写过类似的拟作,从而驾轻就熟,如有宿构。
北宋的“阁试六论”则不同,因为命题的范围广及群书,绝非《文选》一书可比。诚如王安国在《举士》一文中所言,“自六经、史氏、百子之说而兼之以传注,乖离精粗,无所不记,然后能应有司之问。”《宋会要》记载南宋高宗朝阁试的具体规定是:“阁试一场,论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成,差楷书祗应。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内一篇暗数,一篇明数。”下文又解释说:“如绍圣元年阁试《舜得万国之欢心论》,出《史记·乐书》‘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云云。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此谓暗数。所引不尽(编者注:上下引文不全)为粗。《谨事成六德论》,出《毛诗·皇皇者华》笺注,此谓明数。”虽然所记乃南宋初年的情况,但全是沿袭北宋旧制。何谓明数、暗数,后人解说纷歧,近人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中所云最称惬当:“盖直引书之一二句,或稍变换句之一二字为题者为明数。颠倒书之句读,窜伏首尾而为题者为暗数。”总之,“阁试”的出题者千方百计增加试题的难度,以致举子莫不视为畏途。但是对于二苏,这些难点全都迎刃而解。试看三道出于注疏的题目:《王者不治夷狄论》,二苏论中都引用何休之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二苏论中皆引用包咸之注。《既醉备五福论》,苏轼直引郑玄笺语,苏辙虽未明引郑笺,但论中点明“五福”乃寿、富、安宁、好德、考终命,皆出郑笺。在一天之内,完成难度极高的六论,而且议论精粹,文字畅达,可见二苏饱读经史,腹储万卷,区区记诵之难,不足为其障碍也。
明嘉靖二十年刊《栾城集》。(资料图/图)
四、
然而“阁试六论”并非制举的最后一关,因为合格者还得参加皇帝亲临的“御试对策”。这场御试考查的不但是举子的学识与才能,而且有政治的见解与品格。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朝廷在崇政殿举行御试,仁宗亲临,考官有枢密副使胡宿、知制诰沈遘、翰林学士范镇、知谏院司马光、翰林学士、权三司使蔡襄五人,由胡宿起草《策问》,原题长达五百余字,先以仁宗本人的口气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戾”,然后缕述朝政在各方面的缺失,最后称“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由于此年制举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故策问如此。
应该说,这是一道让举子左右为难的策问。假如对策空说道理、虚与委蛇,则不符合此科的要求。假如对策直言弊端、毫无隐讳,则难免触犯皇帝与主考官的逆鳞。但是二苏的对策均能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而且直面时弊,言无不尽。试看苏轼的对策,不但直言“陛下未知勤也”,“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甚至基于策问中“利入已浚,浮费弥广”之语,直斥朝政之弊:“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
宋仁宗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看苏辙的对策,其直言无忌的程度比乃兄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直斥仁宗“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陛下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也”,而且列举古代多位“沉湎于酒,荒耽于色”的失德之君(包括唐穆宗、唐恭宗)为反面例子来警告仁宗,且称:“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御试结束,众考官对苏轼的对策皆无异言,定为三等。王介则定为四等。惟独对于苏辙,众人意见不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谏官司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学士范镇难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会之名,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为策不对所问,而引唐穆宗、恭宗以况盛世,非所宜言,力请黜之。光言是于同科三人中,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而执政亦以为当黜,上不许,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
考官中司马光力主苏辙入三等,胡宿力主黜之,范镇、蔡襄则主张降等取之。最后由仁宗决策,苏辙遂入四等次。在众位考官中,司马光最看重苏辙的“爱君忧国之心”,体现出这位“司马文正公”的高风亮节。蔡襄身为“权三司使”,对苏辙对策中“司会不敢争”等涉及自身的讥评表示“愧之而不敢怨”,其态度可圈可点。应该承认,仁宗的态度也是可圈可点,其主张更是合情合理。本来此年制科的科目就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苏辙的对策正是“直言极谏”之典范,如果以此为其过失而黜落之,难免遭到天下人的讥评,甚至在千年史册中落下“引蛇出洞”之类的恶名。
宋仁宗曹皇后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五、
北宋制举,本分五等取士,一、二等照例空缺,以三等为最高等,整个北宋获三等者仅有二人。如按司马光的意见,二苏兄弟同入三等的话,那真是旷古未有的殊荣。即使苏辙黜为第四等次,但兄弟二人同登制科,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了。因为制举所取者,皆为万中取一的优异之士,嘉祐六年制举共取三人,整个仁宗朝,中制举者也只有十五人。而四年前与二苏同科进士登第者,多达388人,加上特奏名进士122人,总人数超过五百。难怪欧阳修当时即对友人称:“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也难怪在苏轼心目中,得中制举的荣耀,远胜于进士及第。十一年后,与二苏同中制举的王介去世,苏轼在挽词中说:“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鹍。”十二年后,苏轼对当年参加制举御试的情景仍有真切的记忆:“忆昔射策干先皇,珠帘翠幄分两厢。紫衣中使下传诏,跪奉冉冉闻天香。”(《赠写御容妙善师》)
宋仁宗不黜苏辙,并非迫于舆论的违心之举,而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取才。据《宋史》卷二四二《曹皇后传》记载,十八年之后,也即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下御史台狱,曹皇太后谓神宗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此事在《泊宅编》中有更生动的记载:
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一日,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轼、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不亦可乎?”
仁宗及其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科目取士,苏轼兄弟则以“直言极谏”的方式应举对策,朝廷与举子的行为都堪称名实相符。二苏在古代政治史与文化史上都是名垂千古的杰出人才,嘉祐六年的那场制举堪称宋代科举史上的光辉记录。如从考试的难度来看,则包括“贤良进卷”“阁试六论”与“御试对策”三个阶段的北宋制举,堪称科举史上最难的考试,只有苏轼、苏辙那样的天纵英才,才可能势如破竹,连闯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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