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从上海返乡，发现野草自庭院石板间成丛钻出来，灰尘积满屋内桌椅不说，连屋脊上的琉璃瓦，也被大风和电信公司的网线拂掉了多块。仅半年无人居住，父母修建不久的房子就迅速“风化”。暗自心惊，若无人居住打理，短短几十年，整个房子都将融化在大自然的伟力之中。
老家所在的乡村，已少见到年轻人。这两年北上广的工作机会日渐紧缺，迫于生活压力和孩子读书，大批80和90后把常居地移到县城或省会，乡下老家变成了周末乃至数月才回去收拾打理一次的别居。
一到两代人后，前辈至亲一生努力建造并栖居的家园，年轻人曾魂牵梦绕的老家，很可能会变成残垣断壁，迅速湮没在大片荒草与乔木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两千多年前，一位周人路过宗周故地，见昔日宗庙宫室尽为禾黍，也曾发出这样“家园何处”的感慨。
家园是什么？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在孟子看来，宗庙里的老乔木不是故国的关键要素，真正维持故国持存的，是故臣。故臣承载着这个共同体筚路蓝缕的发展历史和治理经验，有着一气流通的血脉关联和人情交往，亲身参与着基本价值的传承与日常生活习俗的革故鼎新。
孟子主张的世卿世禄制，已不再适用于今日的人才选拔与国家治理，但故国故臣主张中充溢的“亲亲”原则与对美好之事的“保守”，对于构建普通人，尤其是新一代离乡进城者的家园感，却依然是值得珍惜的底层经验。
家园是人生的来处，是与这个人间世在创生初期相互交融的人与事。对于从乡村移居城市的新一代来说，“家园”首先是父母所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首先其实不见得是功能上的“帮忙带孩子”，或给下班的子女做顿抚慰内心的晚餐，更深层的含义，应该是增加父母与子女的生存时间厚度。
孩子从父母那里不断回返到人生之初的“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其间种种爱护和温暖，让职场的疲惫在自幼而来的心灵港湾中得以修复；父母从孩子的努力向上及孙辈的不断成长中，体验到生命基因的绵长延续，含饴弄孙，老怀堪慰。抚养孙辈或养儿防老，这些家庭结构功能底下，有更深刻的生命意义。
比起单枪匹马的个体在市场化中搏杀，高龄老人在千里之外孤独留守，这样一种“多代同堂”的生存结构和空间，显然更加人性和温暖。这是东方的家庭主义价值对个体主义的一种补充和矫正。
然而，在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这种“新家园”的建造，至少有三个挑战。
其一，城市里房价昂贵、居住空间逼仄，有的甚至要掏空六个钱包才能凑齐一套首付，要有三代同堂勉强容身的居住空间，并非人人可以负担得起；其二，年轻人往往有更强烈的个性和自由追求，与父母的“老派作风”之间可能存在强烈冲突；其三，在故人故地、有天有地的环境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一辈，不一定能适应逼仄的城市居住和生活环境。
所以，逐步彻底放开户籍管制的同时，还要有更细致的制度、政策和人文环境来配套。
新加坡带有公益性质的组屋制度里，如果子女选择与父母同住或者跟父母在很近的距离，除了可以成倍增加申请购买的中签几率，还可以享受额外的住房和利率优惠。只要监管允许，对我国的银行来说，这是很容易开发的产品。
对于因个性和生活习惯可能存在强烈冲突的两代人，让居住空间保持“一碗热汤”的物理距离也并不难办到。小区里房子偏小，适合天南地北的老年人聚会、闲聊、娱乐的公共空间的建造，向随子女离乡进城的老年人平等开放一些低强度的劳动岗位，甚至专设一些培训环节，就变成了有温度的城市化的基本配置。
另外，在保留进城落户者的各项权益，以助其安心进城后，还要让已习惯在城市居住的新一代离乡者，能以或租或卖或抵押的方式，顺利处置自己法定的农地、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子等财产权益。
心安处是吾家。离得开，住得下，有亲情，有天地，这才能帮助离乡进城的老人和年轻人，在自己的祖国，在故乡之外的“异乡”，建立起自己的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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