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是否存在家暴、谁在出轨、谁有精神病的描述，屈艳和丈夫渊强持不同说法，唯有在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和求助无援上，夫妻二人均感受到了相同的无助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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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渊强最初的印象来自于第一个报道他的记者，渊强在和那名记者见面时带上了好几个人陪同，并且全程录音，记者觉得渊强不信任她。渊强解释，他信任，但信任的额度有限，“就像信用卡一样，多一分钱都刷不出来。”
和渊强对话有时很费劲，他十分谨慎，给人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表达观点后，会问:“我这么说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如果我采用了口语化的结合语境的省略表述，他会较真地问是谁、什么时候、指的是什么。更加拖长对话时间的是渊强糟糕的记忆力，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回想，翻找证据，他说短期记忆衰弱是在精神病院吃药后的副作用。
每一次采访渊强，他都会展示新的证据，讲述更多的细节，显示他对我的信任额度在不断上升，但仍然是有限度的。
相比之下，和屈艳说话是另一种难熬，她能一直保持高语速输出，掺杂大量的情绪话语，让人插不上话。接通电话后她说，她是屈艳的妹妹。在一小时的通话中，她对渊强所说的内容全盘否定，用不同的逻辑重新讲述一遍，并对“屈艳”大为称赞，最后声情并茂地说，“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是受害者呀。”
屈艳有着多年的销售经历，讲话带有一种笃定的自信，实习记者听完后忍不住问，到底谁说的才是事实？
渊强的过度谨慎和不信任一度让我感觉麻烦，直到我同他一起去西京医院，才真正理解“被精神病”这件事给他造成的伤害。
渊强在西京医院共有四次问诊记录，但他说自己一次都没有来过，我认为应该去医院问清楚，但他担心这会不会“打草惊蛇”。我劝他，一家在陕西有威望的三甲医院不可能纵容一个医生做出不合规的事，他决定一同去，尽管他觉得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他在这家医院的就诊卡绑定的是屈艳的手机号，我们先去信息处查询、解绑，去诊室排队加号，去医务处说明情况，历经周折终于见到了开第一张住院证的医生。事情过去了大半年，他却依然记得这张门诊单，告诉我们，这是另一个医生打电话让他开的，原因是什么，他并不知道。
我们带着这张明显有疑问的门诊单回到了医务处，问为什么医生能在没见过本人的情况下开住院证，医务处的工作人员认为家属代问诊是没问题的，我不禁问他，“如果家属是恶意的呢？”他脸色一变，“这我们处理不了。”当天，该医院几个部门均以“处理不了”回复我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渊强对我说，“你看，我就说没有用。”
我突然想到，从两年前起，他一直陷入屈艳所编织的名为精神病的言语之网中，他没法跟亲戚朋友解释，进入医院后，医生护士也不听他解释，从医院出来后，他依然无法自我证明。他一直处在发声但无人理会、提出问题又无人解决的境地里。
后来我跟长期关注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黄雪涛律师聊，她说多年来，这个群体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即使大家都看得出来有问题的做法，在法庭上依然可能被判定为合规合法。我说，“这不是更让人感到可怕吗？”她说是的，16年前她就感受到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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