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韩国生育率世界倒数第一”又一次受到热议。而且，这还是韩国不遗余力推进生育福利以提振生育率的结果，听起来反差意味拉满。
2006年，韩国总和生育率1.13。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韩国政府以5年为周期推进“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基本计划”，试图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并为此投资380.2万亿韩元（2万多亿人民币）。在这样的努力下，2018年韩国生育率仍跌破1至0.98，2021年为0.81，2022年为0.78，妥妥全世界最低。
具体而言，从2006年起的第一阶段计划，韩国政府扩大对婴幼儿保育与教育费用支援、增加放学后的儿童托管机构、促进企业内部育儿假的政策等；从2010年起的第二阶段计划，韩国政府为了减轻上班父母的负担，推行了带薪育儿假制度，引进劳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随时向公司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请求权，努力宣传在家办公等多种形态的工作文化；从2015年起的第三阶段计划，韩国政府推行了对新婚夫妇购买或租赁住宅的支援政策，扩大了对怀孕、生育费用、不孕、高危产妇的支援；从2020年起的第四阶段计划，推出“3+3育儿假制度”，父母双方都可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
无独有偶，不久前，芬兰官方公布，过去十二个月总和生育率降至1.28，创下自1900年以来该国的最低历史纪录。2019年芬兰生育率为1.35，2010年为1.87。
芬兰的生育福利素以优厚著称。小孩出生前，父母可领取一套几十件的婴儿用品套装；每个孩子可领取每月100多欧元的儿童津贴，直到17周岁；2022年延长了产假与陪产假，孩子在2022年9月4日及以后出生的家庭，父母双方享有同等时长的假期各160天，可以在孩子两岁之前分多次休完，其中一方还可以把自己的部分假期转给配偶。
显然，韩国与芬兰的例子都说明：看不出优厚的生育福利总体上对提振生育率有什么帮助。政府在成本端再怎么扑腾努力，也解决不了收益端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生孩子没有什么收益，生育率的崩坏就难以避免。要论生育的物质条件，这两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与物质匮乏的时代、国度相比何啻霄壤！
韩国的情况比芬兰严重多了。从这十几年来生育率走势来看，韩国的天花板还不及芬兰的地板。所以，韩国生育率之奇低，是需要额外解释的。韩国的情况，也是东亚社会的一个典型样本。
首先，我们要理解传统儒家社会生育率是如何维持的。
生育得靠本能，这是没错的，但本能也是需要呵护的，儒家提供了呵护生育本能的两套机制。一是婚姻家庭价值观、生育文化与模因，诸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诸如敬天法祖、“祖先崇拜”，没有后嗣，先人就没有人祭祀，那就成了家族的罪人；二是家族、宗族，同宗的一大家子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每一个小孩子，不是由母亲一个人养大的，而是被一大家子养大的。这一套机制，是婚姻家庭价值观与生育文化的载体。这两套机制分别好比巨人的大脑与身体，互相依仗，谁也离不开谁。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两套机制都逐步解体了，第一步是分别代之以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与小家庭。随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继续蜕变，消费主义、享受主义等精神世界的裂变接踵而至，显示了“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性危机”双重打击的威力。此时生育率就显得太低了，如芬兰的情形。围绕着价值观，社会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韩国的特殊性在于：芬兰主流舆论及公共设施是对母婴、母童友好的，韩国的男女对立特别严重，以至于韩国年轻男性的投票倾向在发达国家独树一帜，更倾向于保守派而不是自由派，在此基础上，反婚反育反童情绪特别严重，韩国的一些经营场所甚至打出了“no kids zone”的招牌，令人瞠目结舌；前段时间发酵的“幽灵儿童”事件，更是突破了人性的下限。这一点，加上儒家两套呵护生育机制的解体，或可以解释韩国生育率比芬兰额外低的部分。
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呵护生育本能与婚姻家庭与否，决定这个社会有没有未来。韩国是一面镜子，她的今天，或许就是许多国家的明天。所以，韩国上演的一切，值得好好观察、梳理与反思，对东亚社会而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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