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1923年8月19日，意大利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目睹了惨烈的一战后与世长辞。在他传奇而多样的职业生涯中，除了“帕累托改进”“二八法则”这样为后人所熟知的经济学术语外，他对社会和政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重新思考其中之若干见解，在他去世一个世纪之际或许仍有意义。
近年来，面对世界出现的“去全球化”趋势，人们习惯于把导致这一趋势的政治分歧理解为经济理性与民粹主义非理性之间的理念冲突——尽管认知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指出政治上的非理性并不仅仅因为民粹主义。
布坎南在《成本与选择》一书中，从成本的主观性和第三者无法测度的角度，揭示了一个洞见：“决策者的成本-收益矩阵与集体的成本-收益矩阵成比例，并不能确保官僚选择情境下的选择结果会接近于市场选择的结果”。阿罗也用数学的方法论述过个人最优与集体最优的不可加总性。
不过，一般来说，大多数政治家只专注于实际事务，并不一定觉得理性主义在政治实践中有何局限。实际上，关于政治决策的非理性特征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帕累托在洛桑大学任教期间也从社会和政治学的角度有过自己的洞见，且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学者。
帕累托于1848年出生于一个流亡到巴黎的热那亚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所以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帕累托早年主要在企业里担任管理工作，包括意大利钢铁厂的总经理，40岁才开始潜心研究经济学，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的各种创见奠定了扎实的现实基础。
1893年，经意大利经济学家马菲奥·潘塔莱奥尼（Maffeo Pantaleoni）的推荐，帕累托接替瓦尔拉斯，成为洛桑大学政治经济系主任，讲授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芝加哥学派、洛桑学派的代表人物。不过，在洛桑教学期间，他对经济学的热情逐渐转向了社会学领域，因为他发现，人们的现实生活实际上是被很多不符合理性逻辑的行为所支配的，而这个超越于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和解释，并著成《社会学总论》一书。
帕累托认为，对于历史和政治，人们不能以上帝视角对其进行自以为是的解读，而应对事态发展进行科学的探究，不能停留在为自己的行为构建合理的解释之上。政治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少数人决策、更多人服从的系统。
他指出，人的行为源于内心深处的动机——他称之为“剩遗物”（residues），剩遗物驱使人们对之前的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人们总是不断地编织各种理由，让非理性的行为显得理性——没错，这与与他大致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那句“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异曲同工。
在帕累托看来，“理性主义”不过是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宗教”（intellectual religion），而知识分子对伪科学信条的尊崇并不亚于一般百姓。暂时快进到当下，社交媒体上那些鼓吹各种“正确事业”的人同样可能从未思考或审视过这种“正确”的依据，而只不过是一种归属感的表达。
帕累托认为政治行为同样主要源于两种“剩遗物”。其一是“租民”（renters），租民的“剩遗物”具有很强的基础和渊源，被他称为“聚合体的持久性”（persistence of aggregates），它代表人类试图维持已经形成的组合、拒绝变化和一成不变地接受一切命令的心理倾向，通常来自习俗、传统、阶层等。另一种被他称为“投机者”（speculators），投机者往往通过变革和创新的社会过程而形成，但也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试图影响乃至操纵政府。帕累托将这类“剩遗物”描述为“组合的本能”（instinct for combination），是促进社会变革和创新的主力，这是因为，具有逻辑理性的行为也可以源于某种难以捉摸的主观情感。
租民和投机者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都是必需的，但帕累托认为第二类人更有可能控制社会，尤其是在政府不断扩张的时候。他们热衷于大规模、惊天动地的宏伟“计划”比如打赢战争、消灭不平等、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等等。敏感的读者或许会立刻想到，他所批评和警惕的这些，正是自魏玛时代就逐渐崛起的法西斯主义所追求的。
可以说，帕累托对一战前世界的描绘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有颇多启示之处。比如他嘲笑那些认为税收是我们为公共服务而支付的费用的人，因为政府不是市场，税收也不是价格；他还认为通胀和公债务是对特定群体的攫取工具，因为从长远来看，政府不会偿还债务，而只会尽可能多地向租民征税，而投机者则更善于顺势而为，从中获利，是租民（领养老金及其他有固定收入的人）而非投机者，更有可能最终买单。
尽管帕累托拥护自由贸易，呼吁降低对经济有伤害的军费支出，但或许因为墨索里尼年轻的时候曾听过帕累托的课，而且后来又在总理任上采纳过帕累托的某些政策主张，导致一些人对帕累托有看法，一度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学者。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后世经济学里使用的“精英”elite一词大概就源于他的精英循环理论），认为“历史是贵族的坟墓”。
帕累托无疑是复杂的，他热衷于自由和宽容，然而又以某种方式接受了政治现实主义。他既关注财富分配，也同样对现代民族国家官僚体系看似理性的决策性质有着深刻的洞见。或许，这并非为了标榜某种中立持衡的态度，而是因为他将审视和反思视为自己作为学者的终极职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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