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蒙自市政府北侧，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如今已更名的原蒙自南开学校校园。（受访者/图）
备案总投资4.5亿元建设，时任主官亲赴考察，被寄以“特色优质基础教育”的厚望，然而高调落地不到一年，一所“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民办学校匆忙“转公”。
云南蒙自市政府北侧，市中心的黄金地段，这所“短命”的学校曾占地153亩。校园包括一座两层的体育馆，包含赛事标准游泳馆和综合球类运动馆。招生信息显示，该校满规模可提供小初高学位4860个，开设108个班。
蒙自南开学校（下称“蒙自南开”）是一所高标准建设的学校，采取12年一体化模式。2020年，由蒙自市引进教育企业举办。2021年9月，首批各学段的七百余名学生入读。
在当地看来，这是南开和蒙自“早就结下的不解之缘”，其渊源可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蒙自分校。
然而开学仅11个月，2022年8月，蒙自南开的小学、初中被要求转为公办，并在不到20天时间里完成“转公”，高中部此后亦转交教体局接管。
又一个新学年即将开始，如今，紧挨着市政府的学校已更名，象征“南开”的八角星状校徽也已消失，家长们收到学费退款，却很难理解发生了什么。
“滇南教育中心”
刘婧在蒙自南开读了一年高中，初升高时择校，她和家人看重的是两点：南开这个名字，和政府引进的背景。
2019年底，蒙自公布了2020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其中把前述地块留作教学用地，目的是“建设一个服务于蒙自乃至整个红河州的高标准、高素质的教学基地”。
2020年6月15日，时任蒙自市长带队赴天津南开公能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南开公能”）总部沟通。致南开公能的考察函透露了当地对教育资源的渴求。该市预测，由于边疆县学生、外来务工和经商人员子女到蒙自上学的需求激增，3年后市区将产生的小学、初中、高中学位对比缺口分别是5000个、5600个和3000个。
这种迫切也与城市定位有关。2020年8月印发的《滇中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出“构建昆明主中心和曲靖、玉溪、楚雄、蒙自4个副中心”。而地方“十四五”规划中，蒙自提出着力打造“滇南中心城市”“滇南教育中心”，“滇南教育中心”的官方提法更可追溯到2018年之前。为此，蒙自推动“1271工程”：建设1所高中、2所初中、7所小学、10所幼儿园。《红河日报》形容，这是蒙自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建设手笔”。
2019年2月26日，蒙自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引进现代知名教育集团来蒙投资办学”，并“吸引周边地区生源来蒙就学”。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到，要探索“房地产+教育”新方向。
蒙自有西南联大情结。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引入南开公能前，2019年9月，蒙自与北京京学教育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原北大附属实验学校管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一篇报道中同样提到了“重逢”。
梁云东是在这个背景下入场的。他是云南人，南开大学1991届本科校友，曾参与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举办，从事教育投资与运营管理多年。2020年初，其高中校友转来蒙自正在招引教育资源办学的信息，他觉得“不妨去看一看”。
与几位负责人接洽后，梁云东看到了当地的决心。当他提出，原先设计的学校规划不符合需求时，有关领导甚至表示可以重新设计方案。“重新设计后预算大幅提升，要做游泳馆、加大功能教室占比，一下多好几千万。”
2020年10月22日项目签约。当地融媒体中心发布的一篇文章形容，“蒙自市‘敲开了’南开系学校的大门。”
签约涉及四方。天津南开公能负责引入教学管理资源。蒙自市教育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蒙自教投”）代表蒙自市政府，完成校园征地、校舍投资建设。东莞四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东莞四海”）负责举办及运营学校。按照合作办学协议书，东莞四海在蒙自设立云南紫龙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云南紫龙”），作为举办、运营学校的落地主体，东莞四海持股72%，梁云东持股28%。
为解决小学和初中的办学资质问题，合约显示，蒙自市协调另一所民办学校蒙自教投实验学校设立“南开校区”，由蒙自南开办学管理。或是预感民办教育政策将收紧，为规避风险，蒙自教投通过摘牌购买，而不是政府划拨的形式，取得办学用地的使用权。
蒙自市对这次办学可谓全力支持，办学协议中还约定了赔偿条款。
2020年10月22日一并举行的开工仪式上，当地官员在发言中表示，南开学校观澜校区项目（即蒙自南开），是“我市引进教育资源中最好的品牌”，是蒙自市委、市政府在打造滇南教育中心的进程中，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学校。
蒙自有西南联大情结，图为2023年3月开业的西南联大先锋书店。（视觉中国/图）
价格不菲的“优质教育”
政策支持力度，对应的是一系列教学“指标”。
蒙自南开承诺，小学部教学质量达到蒙自市前列，初中部每年中考达到红河州一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比例不低于30%，高中部每年高考一本上线率至少比蒙自一中高十个百分点。还承诺，学校自有首届高中毕业生之年起满三年后，每年至少有一名考生达到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
红河州一中是蒙自所在的红河州最好的公立高中，数据显示，2019至2022年，该校有18人被清北录取，平均每年4.5个。
要成为“区域教育新标杆”的蒙自南开，采取的并不是一套填鸭式的教学。“南开提倡高效率课堂，一天就8节课，晚上是完完全全的自习，其他学校晚自习都要用来上课赶进度。”刘婧说，那一年，老师鼓励学生“知识要消化成自己的，用更多时间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学校还“鼓励个性化多样发展”。刘婧组了一支乐队，学校给乐队分了一间专业音乐教室，还配备老师，“缺什么买什么”，她觉得，“把每个学生当不同的人看”。
不拼填鸭式教学，成绩的提高如何实现？梁云东称，该校校长王鑫曾任天津中学副校长，督导主任郭桂春曾指导学生获得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管理和教学团队能够保障办学质量”。他还回应，“事实上，作为民办学校，为了保证成绩，我们的教学时长不算短了”。
“优质”背后是不菲的学费。蒙自南开公开的收费标准显示，小初高的学费，一学期在11800元到16800元之间——2022年，蒙自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982元。
高收费引来质疑，而质疑的基础和学校所在的土地性质有关。过去，地产商宣传那块土地是公立学校用地，周围楼盘也曾打出“有学位”的广告。
2021年8月，有网友通过蒙自市政府门户网站提问，（蒙自南开）不参与公立学校划片招生，“这一点使得部分群众有怨言”，是否有最新的政策改革？
两个月后，又有网友提问，作为长桥海片区唯一的教育规划用地，按照相关规定，应该建为公立学校，现在却成了蒙自南开，希望政府解释其作为民办学校的依据。
蒙自市政府办公室回应称，蒙自南开是依法审批设立的民办学校。且该校未使用公编教师、公立学校场地、公立学校名称办学，财务、招生、办学都是独立的，所收费用经过严格办学成本测算，是一所民办非营利性学校。
建公办学校的一个难点在于编制。蒙自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张爱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教育资源近几年都比较紧张，“我们教师差编一千多人，现在靠财政，搞派遣制教师来补充，逐步在化解”。
引入民办而非新设公立学校，还与当地教育生态有关。2016年开始办学的红河州一中可以面向全州所有县市招生，根据红河州教体局公布的2023年招生情况，该校第一批次中考最低录取分为671分，招收800人——全州670分以上总人数为1210人。
除了优质生源竞争激烈，新设公立学校难以“吸引周边地区生源来蒙就学”。“如果还成立一所公立高中，只能在州内招生，而好学生已经被‘掐’走了。”梁云东解释。
民办学校则可以一定程度上回避这场竞争。
根据云南省的规定，自2017年起，云南省民办普通高中可面向所在州市外的省内其他地区招生。“有比例限制，我们（当时）第一届，要求跨州市招生占比不超过25%，后续会逐年缩减。”梁云东说。
不到一年后，办学有了初步效果。红河州政协关于蒙自南开社情民意的专报中提到，该校在2022年期末统考中，七年级五个参考学科总分均分、优秀率、及格率位居蒙自第一，高一年级语、数、外三科统测综合均分、优良率、及格率排名蒙自第一、全州第五。
但“优质教育”没能继续证明自己。2022年7月底，梁云东和另一民办学校的举办方被召集到市里开会。他被告知，蒙自南开的小学部和初中部即将转为公办。
2022年8月11日，蒙自市教体局正式来函通知，蒙自南开的义务教育阶段自2022年9月起转设为公办学校。至于高中部，需要校方明确是否继续办学。
原蒙自南开学校校园，于2020年10月开工，越过校园工地，右前方低矮建筑群即为蒙自市政府。（资料图/图）
治理“公参民”
骤然“转公”，源于过去数年对民办教育发展的一系列规范。前述来函中提到，这是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即“公参民”）工作。
2021年5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公参民”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也产生了稀释公办学校本身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虑，产生扰乱教育秩序等问题。
当年5月16日印发的《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各地应规范“公参民”行为，引导符合条件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逐渐转为公办，“力争于2022年年底前逐步整改到位”。
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的通知这样界定“公参民”：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
蒙自南开是否属于“公参民”，双方有不同看法。梁云东称，蒙自市教体局认定其为“公参民”的依据，在于使用了国企蒙自教投所有的土地校舍资产。一份疑似云南省政府的文件提到，“公有主体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即土地、校舍等资产属于公有性质，下同），力争于2022年12月31日前转设为公办学校”。
这份文件未经证实。和蒙自南开同时被要求转公的另一所民办学校，情况亦相似。
蒙自南开举办方曾为此电话咨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民办教育管理处一位负责人。双方的通话录音显示，举办方代表询问该负责人，租赁属国有资产的校舍办学是否属于“公参民”，对方则表示，“公参民”主要针对的办学参与主体是“公办学校”。
梁云东称曾将这段通话录音播放给蒙自市相关领导，但对方表示电话咨询的意见无法作为指引参考。梁云东继而提出一同去教育部当面咨询，遭到拒绝。
前述教育部等八部门通知最末提到：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参照本通知执行。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原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为蒙自南开是否属于“公参民”出具了意见书，提出该校不属于治理对象。他认为，“公参民”的“参”则并不包含服务合作关系——蒙自南开与蒙自教投的关系类同于场地租赁的服务关系。
意见书中认为，“举办或参与举办”与“服务合作”存在区别，代表蒙自市政府的蒙自教投如果属于举办或参与举办，那其投入的土地、校舍等其他资产应过户到蒙自南开名下，“这显然与真实情景不符”。
另一位参与为蒙自南开出具意见书的专家、云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春光则认为，“蒙自南开虽不属于（前述三种的）范围，但学校性质确实属于‘公参民’范畴。”
吴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注意到，目前各地清理“公参民”时会将其范畴扩大，所以学校是否属于“公参民”，不仅要参考国家文件，也要看当地如何理解和界定。
“南开系”在此番整改中遭遇不少挫折。旗下南安市南开实验学校曾于2021年5月获得民办小学、初中的办学许可，但在2022年5月，办学许可被撤回；2023年1月，南开公能旗下第一所学校、山东青岛莱西市伯苓学校被要求停止办学。
20天内“转公”
前后不到20天，蒙自南开完成了“转公”。
2022年8月17日，蒙自南开以“难以很好地一体化贯彻南开教育理念、培养模式”为由，将高中部也交由市教体局接管。梁云东的说法是，“学校12年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在合作协议中有明确。”
消息出来后，刘婧先是转学去了另一所民办高中，但很快又转回来。“我舍不得，希望学校能够带完我们高三。”此时，高中部已由另一民办学校建水实验学校代管。
刘婧称，2022年10月前后，经过家长们的奔走，红河州一所民办高中专门开设了两个班，接纳了蒙自南开文理科各一个班的全体学生整体转学。她于是第三次转学。
这次转学的原因是“老师都走了”。
小学和初中部的老师也因各种原因辞职。蒙自市在工作方案中提出，学校转公后留用的老师，在三年内逐步解决编制。
梁云东表示，蒙自市政府中有人曾提出三种解决方案。其一是可以让学校举办方买一块地，利用原办学资质，而举办方认为投资数额超预期，且担心日后再有政策变化，于是拒绝；其二是把转公后的学校交由蒙自南开原班底托管，但政府能够拨付的生均托管经费最高只有5000元/生/年，无法满足举办方提出的8000元要求；其三是赔偿，梁云东称，该校办学投入支出五千余万元，其中自有资金本息约2600万元，且已通过政府聘请的审计机构得到初步确认，但对方无力负担。
双方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目前，蒙自南开举办方提起的民事诉讼在进行中。云南紫龙请求蒙自教投赔付合约约定金额、延迟支付利息，退还履约保证金等，合计4510余万元。2023年6月16日，民事诉讼在蒙自市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南方周末记者曾致电蒙自市人民法院询问案件进展，截至发稿前暂未获回应。
举办方此前对蒙自市政府和蒙自市教体局分别提起的行政诉讼则未予受理。
蒙自市委副书记李兴权同时是该市规范“公参民”义务教育学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基层的党委政府，我们的（转公）依据是中央办公厅和云南省的安排部署。”至于“公参民”的定义，“他们（投资方）找了省教育厅，省厅已经多次明确答复，投资方找了教育部有关处室，也给他们明确答复。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太多的政策解释空间。”
“最初我们引进办学资源，大家达成了很多共识，但作为基层党委政府，我们只能服务于、服从于大的政策变化。”李兴权补充道。
在李春光的观察中，相比蒙自南开是否“公参民”，“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是，民办教育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但很多地方政府对趋势并没有了解，造成‘一厢情愿’的困局。有时直到招商引资之后才发现，一些老路子已经很难走了”。
“逻辑改变”之后怎么办，张爱林表示，“作为州府所在地，新建学校是必然的。按照现在的政策，义务教育都要求公办，高中和幼儿教育，肯定还是会引一部分（民办）进来。”至于蒙自南开转公的后续处理，“就看法院的判决了”。
教育拉动城镇化
作为红河州州府所在地的县级市，将“房地产+教育”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蒙自，引进教育资源的路径其实是过去几年中西部地区求发展的一个缩影。
通过招商引资，强化教育资源，吸引农村和周边县区学生来就读、更多家庭前来买房，以此带动地区发展。这条被称为教育城镇化的路径，曾被冠以“绿色引擎”的头衔。
2020年6月，蒙自市教体局一名负责人曾在云南网的采访中表示，近年来，蒙自市根据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预留足够的教育用地，在地产项目中引入学校，以提升项目附加值的一种开发模式，使房地产与教育达成最优资源组合，实现就近就学的良好格局。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19年，蒙自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比2018年增加10亿余元，当年该市财政决算报告中指出，增收原因之一是“受蒙自商品房销售持续向好影响，土地市场逐步回暖，出让地块数量增多、成交价增大，出现量价齐升”。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再增收11亿余元，财政决算报告中指出，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
也是在这样的城镇化大背景下，教育企业开始了输出品牌、资源，提供管理服务，从而赚取服务费的轻资产转型。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撰文称，要警惕变相“公参民”，直指出现民办教育集团“领办”公立学校，地方政府把建好的校舍给民办教育机构“一托了之”的现象。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在走访包括湖北、广西、贵州、甘肃等多个省份后发现，在中西部地区，越是经济不好的地方，地方政府供给公立教育的能力越弱，民办学校越容易进入。
“大量民办学校是以招商引资的项目被引进的。”雷望红介绍，提前招生、“掐尖”、密集安排课时和做题训练，民办学校管理机制灵活，不仅能减轻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还能带来教育政绩，也因食宿生活服务能力强吸引城乡学生家长。
在云南，这一现象也很突出。2022年，全国本科平均录取率是50.64%，一本平均录取率是23%，而云南省本科录取率是34%，一本录取为13.45%，居全国倒数第二。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红河州及蒙自市引进的外地教育品牌包括中央民大、山东师大、南开、长水等，其举办的学校除中央民大附中红河州实验学校外均为民办。蒙自还曾尝试引进潍坊外国语学校等资源。
“也有政府希望引入公办资源，但近年政策调整，某种程度上限制公办学校全国扩张的动力，靠‘掐尖’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相应的政策调整。”李春光说。
另一方面，“绿色引擎”在某些地区失灵了。雷望红调研的甘肃某县，2017年的房价依旧维持在2014年时每平方米4000元，但房子仍旧卖不出去；湖北某县的房价则是“表面火热”，两所公立学校附近的楼盘，在一所民办学校周边楼盘落成后，纷纷“熄火”。
南开系的发展也很难与房地产划清界限。
据南开公能官网介绍，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教育企业，由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组建而成，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对三亚南开公能参股20%，后者持有天津南开公能16.66%的股份。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19年10月，南开公能就与美的置业合作，让南开实验学校落户美的位于福建泉州南安市的智慧城项目。2020年8月，在河北固安南开学校招生发布会上，现场背景图中出现与当地某个楼盘达成教育战略合作的字眼。
“教育城镇化与农民的自然城镇化之间要建立起正向联系，必须依托一定的工业基础。”雷望红提醒，“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盘活土地财政，将教育作为手段，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高标准的城区学校建设。”
蒙自多名房产中介的共同观察是，近年购房者的确多半来自其他县市，原因多是为了小孩上学。一名中介称，2020年之后，蒙自的房价基本持平，为五千元左右，几所新学校周边一手房的价格在5300-7000元之间。蒙自南开转公后，“很多人冲这个学校来买房”。类似的情况还有2022年新建的红河学院附属学校。
而红河州内拥有烟草产业的弥勒市，房价在七千元左右。
（应受访者要求，刘婧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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