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七十岁,写下自传:“我干演员四十多年了,快谢幕了”

2023-08-14 22:00:00

濮存昕在70岁这年出版自传,不仅回顾自己,也写那个年代各种人的活法。图为他2023年8月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南瓜视业供图/图)

2022年夏末秋初,濮存昕开始写作一本自传。他70岁了,疑心岁月是小偷。那些发生过的事得写下来。他手写,行云流水的行楷字,白纸上满是修改的印迹。

将近一年时间,他写了三十万字,最终删去三分之一,因为契诃夫说,创作要懂得删减。2023年6月,这本《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出版。作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演员,濮存昕写自传,几乎可以视为一代人的成长标本——

他用说话的语气写作,文字质朴,从濮家祖辈的故事讲起。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原名濮思洵,苏民系笔名,参加革命后一直沿用)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一代演员,1940年代起,参加进步话剧运动,启迪民众,曾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

1953年,濮存昕在北京人艺建院一年后出生,被朋友称为“人艺的长子”。但起初,他不是天然便能走上话剧舞台的。两岁时,濮存昕得过小儿麻痹症,也就是脊髓灰质炎,患上腿疾,童年蒙上自卑的阴影。

有一次,濮存昕出门上学,苏民透过窗户看到儿子一出楼门,便收起拐杖,练习用坏脚走路,他很心疼。

五十年后,濮存昕在云南大山拍《同一堂课》,遇到一个女孩。她的头发被父母剪得很短,同学们欺负她,叫她“男人婆”。当时濮存昕鼓励她,很多得世界冠军的女运动员都是短头发,“不要理他们”。女孩听了之后,笑得很灿烂。“那一刻,我想我也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心疼。”濮存昕回忆。

十岁那年,积水潭医院的荣国威医生为濮存昕的脚成功地做了手术。但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1969年,濮存昕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一去八年。1977年,他考进空政话剧团当文艺兵。直到九年后,才正式进入北京人艺,成为话剧演员,1990年代开始成为影视明星。

濮存昕(左一)在《我爱我家》(1993年)中饰演阿文,这身装扮因电视剧《上海滩》而流行。(资料图/图)

在这本自传里,濮存昕写儿时在人艺的成长,父辈在舞台上的闪耀,少年时代手拿红宝书的革命激情。1990年代,他密集拍影视剧,在中国电视剧的黄金年代起点颇高,因为饰演《英雄无悔》里的警察高天红遍全国,也参演过情景剧《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

濮存昕在电视剧《英雄无悔》(1996年)中饰演虚构的某市公安局局长高天。(资料图/图)

他写到自己和林兆华、谢晋等名导的合作,在21世纪初参与防治艾滋病宣传的始末。2003年,濮存昕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直至2016年,为官14年。他渐渐淡出影视圈,却活跃在话剧舞台。

时隔二十年,濮存昕(左)重演北京人艺1991年的话剧《李白》。(视觉中国/图)

近两年,濮存昕担任导演重排了《雷雨》和契诃夫的戏剧《海鸥》。他认为这是时间的礼物——是年岁和阅历,让他对剧本产生了年轻时不曾有的领会,点燃了创作的野心。

新书发布会上,朋友们前来捧场。冯远征说,一位有总结能力的演员将自己多年来对角色的体悟写成书,是对年轻演员有帮助的事,“濮哥是最有这种能力的一个演员”。宋丹丹则调侃说,濮存昕年轻时“太帅了”,“往那儿一站男一号”。

“因为演员的形象像才能一样重要……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一个有天分的演员?我觉得小濮他是一个条件特别好的演员,天分一般。但是,到今天我们得说,他是非常有成就的演员,他是非常勤力的,而且他是非常好学的,他是一个崇拜知识的人,而且他就是好,你就是会喜欢他。”宋丹丹说。

濮存昕在新书中说,他喜欢阅读。当知青时,晚上点着蜡看书。当演员后,台词、剧本便是教材,“我向我演过的角色学习。我不敢说我的学识到了什么程度,我只能说我愿意当个知识分子式的演员”。

濮存昕在电影《鲁迅》(2005年)中饰演鲁迅。(资料图/图)

他七十了,岁龄比演过的李白、曹操、弘一法师、鲁迅都大。“我生于一九五三年,那一年斯大林去世;在我出生前几天,《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在上甘岭牺牲了许多烈士;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头一年。现在二〇二三年开始了。我干演员四十多年了,快谢幕了,像老前辈们一样……”

“扎根边疆一辈子”

南方周末:在你的生命里,好像并非因为家庭出身就一定能进人艺。你书里写是1984年空政话剧团在人艺剧场表演《9·13事件》,你才第一次萌生了到人艺当演员的欲望。这个愿望的出现这么晚吗,之前都没有过?

濮存昕:那时候命运不能(由自己主宰),我们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一代人,关于能不能进人艺的愿望……那个年代自己做不了主。我们只会唱那首儿歌:我有一个理想,是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以后,要像工人叔叔一样,像农民伯伯一样,像解放军叔叔一样,要当工农兵。

当时学生写作文都是老师灌输的概念,想当科学家、老师、医生,你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不知道。

但我小时候确实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喜欢玩闹,人来疯地自我表现,喜欢体育。我还喜欢美术,画过小人书,喜欢画枪、坦克,这就是男孩子,拿木头做枪揣兜里,觉得自己很棒。

我父亲他们有朗诵会,我也去听。扯着嗓子高喊革命烈士诗抄,底下一片掌声,说这孩子有表演天赋。

真正学会读书,还是要到后来下乡。那时真的没事干,天天干活,抽烟喝酒,晚上听他们神聊乱侃,早上六点又起来下地,时间就过去了。那会儿就觉得如果有本书挺好。当时可以抄黑板报,写好人好事、连长通知,(人家说)你爱写字去写吧。于是我慢慢成了一个爱好文化的人。

后来进了宣传队,编报幕词,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然后就“大好形势,全国上下一片红”,这还不容易吗?但是你想当演员没门儿,我们是销了户口离开北京的,一辈子是黑龙江人。

南方周末:当时去黑龙江下乡是如何做的决定?

濮存昕:没有人替我拿主意,我父亲在南口农场,姐姐已经去了内蒙古插队,弟弟跟我母亲在河南淮滨的农场。动员完了报名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走了,销了户口,喊着“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口号。

我拿了决定之后写信,母亲接到信后往回返,已经只剩最后三天了,给我准备准备东西。那个年代每个孩子都走,除非极特殊情况。云南、内蒙古、陕西、黑龙江,谁都愿意去建设兵团,工资高。想一想1969年,32块是多高的工资。当时还发了军装,没领章帽徽,没皮带,屯垦戍边。

南方周末:我看你写母亲送别的场景,当时你很不在乎,多年以后,怀着很深的愧疚把它写下来。

濮存昕:对,我们小时候都是放养,没听说过家长送孩子上学的,动荡时期我几天不回家也没事。那时候我们所有人受的教育都是一颗红心交给党,打起背包就出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以说没有什么留恋,能够离开家太好了。

而且那么多人都去,从众心态很强。我们学校大部分人都报黑龙江,黑龙江要人要得最多,很容易就去了。我因为腿的原因,人家还特意考察,我跑到办公室去,人说你就留北京吧。不行,我要去!还写决心书,走几步给他们看看,跑一跑,转个圈,蹲一蹲,跳一跳,OK,没事,就去了。

当时我坚决不让母亲到火车站送我,但后来她跑到胡同口,找到送知青的汽车,隔着车窗给我送了把吃饭的铁勺。那把勺子当时我记忆不深,事后多少年,写书写到这儿了,才想起来。这个细节忽略了多少年。

因为我父母是双职工,在我们童年时,都是不着家的,特别积极工作的人,以单位为家的人,我们也受到这种影响。

我母亲是银行职员,个子算高的,打排球。她去世时,我们整理照片,发现我母亲年轻时真是好漂亮。后来我就感叹,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少年、青年、中年怎么哗哗就过去了。

濮存昕(左)在电影《洗澡》(1999年)中饰演刘大明。(资料图/图)

“我使劲演戏,规避了好多好多事”

南方周末:我看这本书才发现,原来当时李雪健、王学圻你们这一批人都在空政话剧团里。是通过考试招募的吗?

濮存昕:嗯,那时候大批文工团招生,我们差不多是同一拨,前后一年都聚在一起了。那时候百废待兴,文艺的春天又来了。

这本书也反映着那个年代好多人的活法。我有一个总体感觉,无论如何,结果是幸运的,结果我是感恩的。老天是公正的,人的苦与乐,幸福和灾难,应该相辅相成,你付出的和得到的成正比。

你可能过得平平常常,也可能天上掉馅饼,一下子就成暴发户了,但不见得是好事,事后名和利会把你惩治一番。所以需要自省能力,一切都不要太过。

其实我也想,年轻时碰到的年代,给予我们的命运,对我后来的生活真的帮助很大。第一条就是承受力,觉得现在有什么苦啊,还要干嘛。我现在的生活,所做的工作,已经满足了。所以进了人艺之后,我已经确定不会再到别处去了。

第二个是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是有判断的。我早早地规避问题,最不喜欢的事,早早就离开。我使劲演戏,规避了好多好多事。我没有脂肪肝,也没有高血压,因为永远在劳动,晚上不吃夜宵的,特别健康。

濮存昕在《编辑部的故事》(1992年)里饰演一位诗人。(资料图/图)

我们下乡劳动时,早上六点起床,后来又当过兵,生活绝对有规律。等到想偷懒的时候,有孩子了,她上学,7:15就得出家门,你得跟她一块儿。所以早起成了我一生的生活习惯,我们是要叠床的,起来不叠床,就觉得不对。

我在家是要刷碗的,家里有小时工,没有全职阿姨,自己得干,买菜刷碗,适当打扫屋子。阿姨在我也刷碗,阿姨说我刷,我说顺手了。这都是因为年轻的经历,我们习惯了。

南方周末:你走上话剧舞台后有遇到过挫折吗?因为你在空政有九年,并不算短,后来进入北京人艺就是一马平川了吗?

濮存昕:就是干呗,不对就学呗。慢慢积累,不知道哪天就顿悟了。其实我很感恩林兆华的引领,他还感谢我呢,因为一直死心塌地跟他排戏的演员里,我做得最让他满意。但我不见得是他认为最好的演员,我太知道了。我跟他演了很多在北京人艺不可能演的戏,这很重要。

南方周末:2003-2005年似乎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三年,因为你先后演了《白鹿原》、弘一法师、鲁迅,还有《建筑大师》。那几年这些角色之间互相有影响吗?

濮存昕:那段时间挺有意思的,很纠结,同时你必须自我拯救,必须找出路,怎么挺过难关。你必须用创作去抵消这些情绪。到今天也是,因为演出和创作的繁忙,有些会可以不开,有些事就不去,请客吃饭这种事也很少。

濮存昕(右)在电影《一轮明月》(2005年)中饰演李叔同(弘一法师)。(资料图/图)

《建筑大师》一开始也没有演明白,我觉得林兆华他们做的文案和舞台真的很棒,但是我不懂,一直到见观众,我也就是似懂非懂地把词念出来。林兆华说你只要没有多余的表演情绪就行。

有时候他到化妆间说,复辟了,你又回去了,不能回去,意思是不要“演戏”。他想弄不像戏的戏,没有表演的表演。这不光是外行,行内的人也不懂。他要把固化的形式打碎。就是北京人艺老前辈们建立起来的剧目和表演样式,林兆华仍旧非常推崇,但他看到二代演员们就不对了,就学了一个壳,台词已经拿腔拿调。

他是一个破坏者,孙悟空一样的人,他不喜欢这紧箍。但他没把紧箍扔了,他一直在手里拿着,非常尊重这个紧箍,但是他不喜欢。他排写实的戏,排人艺的戏,叫座也不错。但是拍自己戏剧工作室的戏,往往赔钱不卖座。但是业内人说林兆华,往往说他又开拓了什么。

我跟他一起做,近朱者赤,也有点不安生,他是属鼠的,87岁了,耳朵不好,已经没法工作了,但我现在反而特别想重排《建筑大师》,可能会有新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写,你们在纽约拍《最后的贵族》,李安还去做群演?

濮存昕:他当时在纽约学电影,他说我很感兴趣,第一次有中国大陆来的摄制组,他来看看怎么工作的。我们俩坐着等拍摄,等着什么调光、换机位的时间,坐在一个大方块没有靠背的沙发上聊了一会儿天。后来《卧虎藏龙》首映式,我跟他握手,他还说我记得你。

濮存昕在电影《最后的贵族》(1989年)里饰演男主角陈寅。(资料图/图)

“我没法再演唠唠叨叨、家长里短的事”

南方周末:2003年你成为北京人艺的第一副院长,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濮存昕:米兰·昆德拉刚去世,他有一部小说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时对我来说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太大的一件事,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这个杠铃有多沉,你要举吗?只要一翻腕就受伤,你提吗?

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干不了,但仍旧做了14年。剧院里的领导班子,对我也很宽容。我也知道分寸,一定不能搞不团结,不许在单位形成宗派对立的小圈子。这点我对自己非常有要求,不要只觉得自己对,要允许别人去做别人的事情。

虽然仍旧在领导班子里,但我不大做事情,那就拼命演戏呗,使劲地演。何冰戏称我“戏霸”。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戏霸,好像不容别人的戏霸。我是别人不演,我演,我也可以给文艺一线的演员做配角。

实际上你担当这个职务,好像是吃亏了,天天演话剧,不到外头挣钱,好像怎么就淡出影视圈,也没名也没利的吧。但是你要知道,只有这样一种投入,你才能成为一个懂得舞台的人。懂得舞台,你在台上是能拿得住观众的。现在我可以当导演了,我要是没有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对舞台的理解。

濮存昕在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中饰演孙策。(资料图/图)

南方周末:你当时在影视行业的起点特别高,要放弃会存在痛苦吗?

濮存昕:这是缘分吧。因为你当剧院领导,负起责任后,没法天天往外跑,跑不出去的。另外,我慢慢发现,我没法再演唠唠叨叨、家长里短的事,后来我都不怎么看电视剧了。

因为一般的电视剧或电影,它给观众制造的小误会和小手法,我一眼就看破了,这有什么可赏。震撼我的电影,比如《罗马》《何以为家》,在中国恰恰不一定有电影市场的。

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现状,类似短视频的碎片文化,使得我们对大体量的文化思考缺少脑力。我们很少再去读大部头,《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由你自己去寻找、发现、想象。短视频实际上别人是主角,你没有任何(思维活动),还是该干嘛干嘛。

它是世俗生活的零食,主食仍旧是物质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富起来,尝到了富足,尝到了不愁吃喝,但是我们出现脂肪肝、肥胖症、富贵病。为什么?因为物质生活过多侵占了精神领土,缺少了眼眸里的审美,那点不为所动的自我。

发现原来没在乎的事情

南方周末:1991年你就演过《海鸥》的男主角。时隔多年,为什么想担任导演重排这部戏?

濮存昕:因为我们遇到疫情,闲下来了,十来天门都没出过,在家看书画画。后来在网上培训人艺的年轻演员,练台词,有几个选项,其中就有《海鸥》。过去的老剧本都在家里书柜里,纸张都发黄,不清楚了,但这次一读,就发现了太多原来没在乎或者没有明白的事情。

南方周末:当年演科斯佳和现在重新读科斯佳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濮存昕:那时候只管自己的台词,对作品真正的内涵(理解不深)。现在要从导演的角度解读整个故事,摸清每个角色关系的来龙去脉,就有了很多新的体会。

我当导演新排了《雷雨》和《海鸥》,野心从哪儿来?就是因为自信,我发现了独到的东西。你会欣喜,别人没发现,就像茨威格写的斯科特探险队,他们一定要第一个到达南极点,到了才发现挪威人已经领先一步。

庆幸自己比别人强的那么一点小小的心理,一丝丝得意,驱使着我们好多的言行,就是因为有一点小得意,我看到了,我发现了,别人没有演过,别人没这么看过,兴奋就出现了。

南方周末:你在媒体上说了一句话:《海鸥》是给人艺的最后一个礼物,以后不导戏了吗?

濮存昕:对,没有,目前没有计划,因为我觉得太累了,或者盯不住了。而且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没有学过(导演),都是跟着老前辈学,或者外国导演来导戏,我在旁边留心地看。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用了一句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演员和导演爬的仿佛是一座山脉,但是是两座峰。我在这边爬,我也侧脸去看那些导演,他们是怎么做起一个戏,特别是好导演。

我排《简·爱》的时候,就看王晓鹰导演怎么导戏,怎么跟演员合作,给演员提示的语言出处是什么。大家都向他学习,没有用武之地时,不过就当做一个创作经历,或是要聊起艺术创作会拿他们举例。

今天自己当导演了,他们给予我的信息,给予我的启发和感受很多。比如说耐心,我看到体育界那些好的教练,他们大多具备一种耐心,球员打不好,惨败也好,他们还能收拾情绪和判断,重新来过。

这需要有一点经历后才有这种承受力。像承受气压一样,没有那么大空间,怎么才能让空间稍大一点,有一点影响力,那么就是需要耐心,需要慢慢积累的过程。理解、想象和手段,这三条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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