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沈建中/图）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有一条美丽的丽娃河。河水澄澈见底，两岸花木扶疏，绿草如茵。河东是大夏大学旧址，现存的文史楼及小礼堂，都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建筑物；河西校区虽是上世纪50年代初新建的，但各教学楼也都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所以整个校区看起来就像一座精致的古典园林。而且，由于华东师大是在原大夏大学及光华大学的基础上，又合并了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的有关专业而组成的，因此教师队伍也格外整齐，可谓名家林立，许多老先生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家硕儒。
我是1962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据说当年教育部有个精神，鼓励老教师上讲堂，所以不少老先生都给我们这一级开过课，如钱谷融、许杰、徐震堮等都教过我们。还有几位老先生如施蛰存、徐中玉等，虽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也知道并认识他们，还听说过他们的一些轶事。
钱谷融先生
钱谷融先生（1919-2017）是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入华东师大的，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才四十岁出头，算不上“老”。但因他的大名在我们上高中时就已经如雷贯耳（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名动天下），所以在我们那一级新生的心目中，钱谷融早已是“老先生”了。现在听说他要来给我们讲一学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同学们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但课表发下之后，上面写的却是钱国荣。我问同宿舍的一位上海同学，他说钱国荣就是钱谷融，这才放下心来。
记得是在文史楼的315教室，钱谷融终于走进来了。只见他穿一身西装，打着领带，外面还套了一件风衣。进门后，他先将风衣脱下，搭在椅子的靠背上，然后才开始微笑着面对我们那一级的102位同学。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就把我当作一位大哥哥好了，以后讲课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接着便从晚清文学革命开始讲起，娓娓道来。他讲课也一直面带微笑，语速不快不慢，音调也没有什么抑扬顿挫，但句句都能听得清楚，也能记得下来。他讲课时虽已是秋天，但讲着讲着感觉有些热了，他有时也会将西装上衣脱掉，只穿一件白衬衣，上系一条暗红色的领带。而每当此时，讲课的声音也会明显提高，显然是讲到高兴之处了。临下课时，他又将西装上衣和风衣依次穿上，而很快下课铃就响了，他便走出教室。先生这种潇洒的风度在他而言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却倾倒了我们这些刚入学的新生，尤其是一些女同学。据说我们年级一位漂亮女生私底下曾对人讲，她要早生十年，一定要嫁给钱先生。
钱先生不但课讲得好，文章也写得漂亮。当时中文系曾流传着两句话，叫做：“史存直的口才，钱谷融的文才。”史先生是研究语言学的，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口才如何不得而知。但钱先生的文才却是能感知到的。继1957年他在《上海文学》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后，1959年，先生又写了《〈雷雨〉人物谈》一文，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上。但发表之后，同样是招致了一边倒的批评，罪名是美化了资本家周朴园，是典型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记得当时我们班要进行一次以《雷雨》为题的课堂讨论，所以很多同学都去图书馆把钱先生的这篇文章找来读了。说实话，我对钱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很欣赏的，不但文笔如行云流水，而且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分析也十分细致入微。我至今还能记住文中的两句话：“吝惜汉可以慷慨于一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有时也会大发慈悲。”但在那阶级性高于一切的时代，主张的是“在阶级社会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除个别同学外，多数同学都不敢肯定周朴园对侍萍有真正的爱，只是说那“爱”是虚伪的，是周朴园为填补自己的心灵空虚而做出的假象。我的发言提纲大致也是这样说的。而钱先生在最后总结时对各种不同意见都一一作了点评，并给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对不同意他意见甚至批评他的同学也并没有什么微词，说话时仍是带着微笑。
一学年的课很快便结束了，我的收获是记了四本课堂笔记。此后虽经“文化大革命”和工作后的多次搬家，这些笔记依然保存完好，我还不时地会拿出来看看。但自1968年离校后，却未能再见到钱先生。不过说来也巧，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他受兰州大学中文系之邀，前来兰大讲学。记得是1981年10月8日的一个下午，我在礼堂二层的一个大教室听完他的演讲后，便随同他回到了下榻的兰州饭店，并作过一次简短的交谈。他竟然还能认出我是62级1班的，但名字已叫不出了。当他知道我在兰大教古代文学时，便问我《世说新语》读过没有，我说读过了，他便说他也很喜欢《世说新语》的，并说这书要反复读才见佳处。之后我又问了系上几位老师情况，他说郝昺衡先生已过世了，其他几位老先生都还健在。当问到徐中玉先生时他说：“徐先生现在是系主任，很能干，不像我似的散淡。”说着说着，因为临近饭点，我先起身告辞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便再也没能见到钱先生，直到2017年9月28日他以98岁的高龄辞世。
许杰先生。（资料图/图）
许杰先生
许杰先生（1901-1993）是从复旦大学调入的，也是1962年下半年给我们开课，课程名称叫《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与钱谷融先生所讲的文学史课相配合。但许杰先生要比钱谷融先生年龄大得多，上课时已年逾花甲，头发已经全白，还戴一副花边眼镜。他进教室时手里拎着一个包，是那种在学校小卖部花四块钱便可以买到的人造革手提包，但里边似乎也没有讲稿，因为他只在讲桌上放一张小纸片（好像是一张打开的“飞马”牌香烟盒的背面）便开讲了。
许先生讲课声音很宏亮，虽带着较浓重的天台口音，但还是能听得懂。因为他早年和鲁迅先生有过交往，所以对鲁迅的作品十分熟悉，讲起来如数家珍（难怪他不用讲稿）。他著有《〈呐喊〉分析》和《〈彷徨〉分析》，在学校图书馆可以借到。但他讲课却并不依原书，往往提出许多新的见解。我还记得他在讲《狂人日记》时，曾就“狂人”狂还是不狂的问题讲了整整一堂课。他的意思是说，“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病人，是一个患着迫害狂的精神病人。而人只有在患精神病的情况下才会对世事看得深透。所以“狂人”既有狂的一面（精神病症状），又有不狂的一面（对社会的清醒认识）。这样的见解对我们是极富启发性的，在当时的鲁迅研究界还未见有人提出过。
许先生还曾为我们班组织过一次课堂讨论，题目就是鲁迅的小说《伤逝》。当时同学们都对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原因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我来不及写讨论提纲，便将平时所写的一篇读书笔记交上去了，是从经济原因来解读两位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不意竟深得许先生嘉许，给我打了“5-”的高分，还在文后批道：“如果写成提纲就更好一些。”这份作业连同许先生的批语，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书橱内，计其时间，已有61年了。
许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课也讲了两个学期。我还记得他讲的第一篇作品是鲁迅的《〈呐喊〉自序》，最后一篇是李广田的散文《花潮》。而中间则穿插了几位助教的试讲，如陈孝全讲的《阿Q正传》，汤义宗讲的《故事新编》，还有冉忆桥讲田汉的《获虎之夜》等。方仁念讲的好像是巴金的一篇作品，但已记不清是什么内容了。他们那时都还是年轻教师。作为助教，他们对许先生也都很敬重，不似有的助教是负了“监督”使命的。但由于许先生是“大右派”，而反右之前又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所以系领导还是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不要被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所迷惑”。这令我非常不解：既然担心他会“迷惑”学生，就不要让他上讲堂了；为什么又让他讲课，又担心他会“迷惑”学生呢？领导的这些话许先生当年也许会知道的，但他似乎毫不介意，在课堂上照旧阐发他的新解，一点也没有“收敛”的样子。他为何会如此淡定呢？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多少知道了一点他那时的心态。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赵俪生教授去华东师大讲学，就住在师大一村招待所，离许杰的住处很近。据赵先生回来后告诉我说，有一天许杰先生到招待所去看他，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都是五七大队的呀，荣幸得很！”说罢哈哈大笑。原来他早已经看开了。
施蛰存先生。（沈建中/图）
施蛰存先生
施蛰存先生（1905-2003）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的大名却是早就知道的，因为凡读过鲁迅杂文的人，都知道他与鲁迅先生的那次笔战。他早年写过小说，被誉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还曾主编过著名的刊物《现代》，后来又辗转到各大学教书。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因他所在的光华大学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他就随着来到华东师大。据我们的一位老师说，1956年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时他还出来讲过话，但转过年来便成了“右派”。据说是因了一篇《才与德》的文章，又算起了老账，并被追谥为鲁迅所命名的“第三种人”。自此以后，他便不能教书，也很少说话了。
记得是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学期末，一天，从系资料室门口经过，一位上海同学指着资料室内的一位老人对我说：“那就是施蛰存。”我停住脚步看了一下，只见他戴着一个助听器，正伏在小桌上写着什么。年纪六十左右，长方脸，黑黑的面庞。此后我便几次去到资料室，一是想进一步看看这位被鲁迅骂作“洋场恶少”的人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同时也想听听他会说些什么。但每次都令我失望。我眼前的施蛰存，貌不惊人，有时嘴巴上还叼个烟斗，怎么也无法将他与“洋场恶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而资料室内大声捭阖的又常常是另一位“大胡子右派”祝文品，施先生则从不发声。一次，正当“大胡子”在滔滔不绝地向几位学生讲解着一部书帖时，但好像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太合适，施先生便微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旋即又低头写他的东西了。
施先生虽然不怎么说话，但有关他的一些轶事还是在同学中流传开来。如说戴望舒《雨巷》中所写的那位“撑着油纸伞”，“像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其原型便是他的妹妹施绛年。那是因为一次避难，他将同学戴望舒带回松江老家，戴氏遂认识并决意追求其妹妹的缘故（后来当然没有成）。还传说他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谈到他与鲁迅的恩怨时曾说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的话，结果招致了一顿批评，从此这位幽默诙谐的老作家便不肯多说话了。还听说，当年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写出后，是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这事后来已得到证实）。但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只记住了“洋场恶少”四字，对此却罕有提及了。
到了“文革”中，施先生虽是“死老虎”，但冲击还是免不了的，不久便加入了“牛鬼蛇神”的队伍，被监督劳动。劳动的内容主要是拔草，拔文史楼前草坪的草，因为造反派说草坪上的草是台湾草，是资本主义的，必须拔掉。于是便常能看到施先生拎个小板凳，戴个助听器，走在拔草的“牛鬼蛇神”队伍中。
我是1968年8月离开学校的，此后就没有见到过施先生。直到2004年的夏天，时任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的老同学洪本健到兰州来，在相聚时他才说要给施蛰存先生出全集。其时施先生刚去世不久（施先生2003年去世，享年99岁），我听了后很感欣慰。后来在本健兄的关照下，《施蛰存全集》也终于出齐，而计其时间，当是施先生逝世八年以后了。
徐中玉先生。（沈建中/图）
徐中玉先生
徐中玉先生（1915-2019）是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沪江大学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而来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他是教古代文艺理论课的。我们入学的那一年，虽然教育部鼓励老教师上讲堂，但不知为何，摘帽“右派”的老教师中却只有许杰先生一人上了讲堂，其他人都未安排讲课。不过，徐中玉先生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记忆。
一是他走路的样子。徐先生身材偏高，但长得很匀称，面部棱角分明，走起路来腰板挺直，两目平视，步履轻快，不像某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走路老是低着头。有时路上遇到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招呼别人；别人不理他，他决不会理别人。经高年级同学指点，我们也认识了徐先生，所以偶尔在校园里相遇便会向他点点头，他也朝我们点点头。因此，徐先生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二是徐先生很会做卡片，这一点我们刚入学时就听说了。他读的书很多，而每读一书，都会摘其要点做成卡片，以备日后的查阅和使用。据说有的班级还组织同学到他家里去参观过，说那卡片都装在精致的卡片盒里，像图书馆里查阅图书的卡片那样。但卡片虽多，因都是分门别类地摆放着，所以用起来也很方便。对此，系上虽有人戏称他为“誊文公”或“文抄公”，但他仍是坚持不懈。
我与徐中玉先生的具体接触是在毕业以后了。一次是1981年4月下旬，徐先生到兰州大学讲学的时候。记得是4月30日下午，我到兰大化学系阶梯教室听先生讲古代文艺理论中的“胸有成竹”问题。先生将“胸有成竹”与“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相联系，层层论析，令听者很受启发。他讲课时广征博引，有些典故信手拈来。他手里虽一直拿着卡片，但好像也不怎么看，只是偶尔地扫一眼。讲座完后，我与陈志明老师一起陪他走回中文系，并在旧文科楼的系办公室内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当他知道我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后，便问我是哪一级，我告诉他是62级，他若有所思地说：“62级进校时的基础是很好的，你们入校后不久演的《七十二小时》我看过，有人才。只可惜搞运动把你们给耽误了，要好好补一补。”他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山东人，他听了很高兴，说：“我早年就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于是又问我知不知道臧克家，说臧克家是他的校友，并一直有联系。我说臧克家是我的乡前辈，他的老家距我家只有十几里路。就这样聊着聊着，一直到陈志明先生来催他去吃晚饭。
还有一次是关于《大学语文》的事。1981年下半年，兰州大学决定开设《大学语文》课，分为文科班和理科班，文科班由我主讲。但已经要开学了，预订的教材还没有到，于是我就给徐中玉老师写了一封信，向他索要《大学语文》的选目。大约过了不到十天，我便收到了徐先生委托编委会寄来的一份选目。于是，我就按照这份选目，上课前先将作品油印发给学生，然后再进行讲解。大约讲了有半个学期，正式的教材才到。我很庆幸，由于徐先生的“救急”才没有误事，心想还是自己的老师当主编好啊！
我读书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可谓名师荟萃。除以上几位外，还有六朝文学研究专家郝昺衡先生（1895-1978），《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先生（1901-1993），语言学专家史存直先生（1904-1994）等，在此就不一一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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