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的广州将军府（位于今中山六路）。（资料图/图）
同治末光绪初，珍妃兄长志锐、志钧居住广州数年，为其伯父、广州将军长善管理家务。江西才子文廷式生长广东，入长善幕府，与两兄弟友善，后走珍妃的路子，为光绪帝超擢重用，形成“帝党”“后党”之争。文廷式被慈禧斥逐后，将宫廷关系“移交”给康有为，掀起戊戌变法这场更大的波澜。近日笔者从《杜凤治日记》找到两兄弟居住广州的记载，又见到1874年长善奏折，足以证实珍妃两兄确曾长住广州。此事虽小，引发的“蝴蝶效应”却十分重大，值得一谈。
文廷式能打通珍妃的关系，有赖于他与志锐（字伯愚）、志钧（字仲鲁）的交情。长善字乐初，他塔剌氏，父裕泰，累官至闽浙总督；长善四弟长叙，累迁至侍郎。长善身后，文廷式作诗纪念，题为《读〈芝隐室集〉追怀乐初将军》，起句即云“征南幕府久相依”，自注云“公（指长善）子侄伯愚、仲鲁两翰林，皆英英逾众。宾从多渊雅之士，如张编修鼎华、于兵部式枚、梁编修鼎芬暨予，皆尤密者也”。按旧时习惯，他把张鼎华、于式枚、梁鼎芬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是故示谦抑。文廷式入幕为长善处理文牍，与两兄弟朝夕相处，年龄又差不多，交情很深。
志锐（图左）、文廷式。（资料图/图）
长善无子，将侄子志锐、志钧接到广州相伴，后过继志钧为嗣子。据南海知县杜凤治记载，1871年（同治十年）10月，长善“二位侄少爷”已入住广州将军署，并随同赴虎门巡视炮台。（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第四册第2456、第2162-63页，以下简称《日记》）由此可知，至迟从1871年起，珍妃两兄已定居广州。这一年，志锐20岁，志钧18岁，文廷式17岁。
1872年9月，志锐、志钧打算下年秋天回京参加顺天乡试，长善吩咐杜凤治安排，让“二侄少爷”先到广东省贡院熟悉号舍环境。当时官员都逢迎有实权的总督，将军位阶虽高，地方官多不买账，暗地里对将军颇有微词。两兄弟这次参观号舍，“要预备茶水、点心、桌椅、铺陈”，杜凤治在日记中加以讥评：“后辈考试亦寻常事，而故作此惊人之笔，亦无谓也。”（《日记》第五册第2594-95页）
1873年（同治十二年）7月，在将军府举行仪式，志钧过继给长善为子，省城司道府县官员都前往将军署道贺。（《日记》第6册第2936页）同年文廷式结婚，杜凤治记录了婚礼。“陈京圃嫁女于文树臣观察之子，今日吉期，巳刻先赴文处道喜……”（《日记》第6册第3180页）陈善圻字京圃，曾署南海知县；文廷式父文星瑞，字树臣，曾署高廉道。这两人都是杜凤治同僚，文星瑞还是杜的顺天乡试同年。
1874年（同治十三年），长善特地上奏朝廷，请准许嗣子志钧、侄子志锐留署协助管理家务。奏折称：“窃广州为海疆要地，华洋杂处，控制操防，在在均关紧要，必须专心一志，不可稍有分歧。奴才昼夜从公，署中家务无人经理。查例载，外省大员公务纷繁，准其带同子侄随任读书并帮办家务。奴才之子监生志钧现年二十一岁，胞侄志锐现年二十二岁，俱无差使，合无仰恳天恩，准令志钧、志锐均留任所读书并襄理家务，庶奴才得以专心公事。”奉旨“着照所请”。（1874年7月1日香港《循环日报》）这份奏折其实是事后“备案”，至此，珍妃两兄在广州将军署至少居住了3年。
长善舐犊情深，对志钧、志锐寄予厚望。光绪二年（1876）秋，志锐中式顺天乡试举人，长善欣喜若狂。广州知府冯端本到将军府禀辞，“又久坐，从未如此殷勤，将伊继子及侄乡试场作出示，不能不看，已是许久，又嘱见其子侄，倘得邀幸，习字要紧，又将出五经文令看……”（《日记》第九册第4485页）
广州将军府后花园（今迎宾馆）。 （资料图/图）
甲午年，光绪帝突然下令大考翰詹，这是20年来第一次，时人都看出是专为文廷式升官而设。魏元旷《光宣佥载》云：“廷式及第，妃欲骤贵之，上为之大考翰詹，复试书文廷式一等交阅卷房。廷式遂第一，授侍读学士。”此事可从《翁同龢日记》得到证实。蒯光典以隐语讽之曰：“玉皇大帝召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常娥为通关节。”文廷式是否曾经为二妃授读，历有争议。据汪叔子、张求会《文廷式集》所附年谱，文氏入京，常住在志钧家里，应该见过未入宫前的瑾妃、珍妃；入宫前，文廷式嘱志锐书张华《女史箴》以教之。二妃通过光绪帝超擢文廷式，也是为娘家谋利益，可以理解，只是手法笨拙了点。
1894年10月，慈禧发现珍妃收受贿赂出卖官缺，将瑾嫔、珍嫔降为贵人，志锐降为乌里雅苏台（今外蒙古）参赞大臣。当时京城出现打油诗“一自二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虽云恶俗，倒也朗朗上口。此次慈禧还将太监文德兴发配黑龙江，内里大有乾坤。
1896年春，李鸿章亲家杨崇伊弹劾文廷式，文氏被“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据《翁同龢日记》，杨崇伊弹劾内容之一，是文廷式“与内监文姓结为兄弟”。太后随后将文德兴就地正法。此次慈禧清查太监尚不彻底，文廷式仍保留着不少宫廷“内线”。
《东塾读书记》、《杜凤治日记》稿本。（资料图/图）
或因共同好友张鼎华、梁鼎芬的介绍，文廷式约从光绪五年（1879）起结识康有为。康梁后来的历史叙事有意掩盖给他们提供关键帮助的人物，张荫桓、文廷式都是例子。文廷式为岭南学术领袖陈澧高足，康有为老师朱次琦与陈澧同为学海堂学长，这一层关系无疑会拉近两人的距离。文廷式《闻尘偶记》述及，光绪帝案头长年摆放着陈澧《东塾读书记》，对“东塾学派”十分佩服。学术如何影响政治，于此可见一斑。
钱仲联先生《文芸阁先生年谱》引胡思敬《文廷式传》称，1897年冬康有为“入都，过上海，得先生（文廷式）密札数通，交通宫禁，约事成援之出山”。证之以翁同龢、叶昌炽日记、盛宣怀档案，以及政变后慈禧对珍妃、太监的处置，胡思敬这个说法颇为可信。
盛宣怀档案中的《虎坊摭闻》称：戊戌八月“初七日有申重门禁之诏，或言太后于禁中审问太监，以康有为兄弟私入禁中故”；“十二日闻有电旨拿问文廷式，以太监等供出曾私入禁中云”。
据茅海建查阅内务府档案，戊戌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奉懿旨，内殿太监杨瑞珍、珍妃下太监戴恩如四名干预国政、搅乱大内，即日板责处死；珍妃下太监孙海成等五名结党串通是非，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珍妃下太监张田祥等五名均串通是非，板责一百，枷号二年。（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42页）
若志锐、志钧当年不到广州居住，也就无缘结识文廷式，后来的“帝党”“后党”之争应该不会如此激烈。康有为入北京，如无珍妃、太监为之通关节，很难与光绪帝建立紧密联系。志锐、志钧兄弟南下广州引发的“蝴蝶效应”，恐怕当时无人能预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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