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妃两兄南下广州的蝴蝶效应

2023-08-08 15:00:00

1878年的广州将军府(位于今中山六路)。(资料图/图)

同治末光绪初,珍妃兄长志锐、志钧居住广州数年,为其伯父、广州将军长善管理家务。江西才子文廷式生长广东,入长善幕府,与两兄弟友善,后走珍妃的路子,为光绪帝超擢重用,形成“帝党”“后党”之争。文廷式被慈禧斥逐后,将宫廷关系“移交”给康有为,掀起戊戌变法这场更大的波澜。近日笔者从《杜凤治日记》找到两兄弟居住广州的记载,又见到1874年长善奏折,足以证实珍妃两兄确曾长住广州。此事虽小,引发的“蝴蝶效应”却十分重大,值得一谈。

文廷式能打通珍妃的关系,有赖于他与志锐(字伯愚)、志钧(字仲鲁)的交情。长善字乐初,他塔剌氏,父裕泰,累官至闽浙总督;长善四弟长叙,累迁至侍郎。长善身后,文廷式作诗纪念,题为《读〈芝隐室集〉追怀乐初将军》,起句即云“征南幕府久相依”,自注云“公(指长善)子侄伯愚、仲鲁两翰林,皆英英逾众。宾从多渊雅之士,如张编修鼎华、于兵部式枚、梁编修鼎芬暨予,皆尤密者也”。按旧时习惯,他把张鼎华、于式枚、梁鼎芬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是故示谦抑。文廷式入幕为长善处理文牍,与两兄弟朝夕相处,年龄又差不多,交情很深。

志锐(图左)、文廷式。(资料图/图)

长善无子,将侄子志锐、志钧接到广州相伴,后过继志钧为嗣子。据南海知县杜凤治记载,1871年(同治十年)10月,长善“二位侄少爷”已入住广州将军署,并随同赴虎门巡视炮台。(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第四册第2456、第2162-63页,以下简称《日记》)由此可知,至迟从1871年起,珍妃两兄已定居广州。这一年,志锐20岁,志钧18岁,文廷式17岁。

1872年9月,志锐、志钧打算下年秋天回京参加顺天乡试,长善吩咐杜凤治安排,让“二侄少爷”先到广东省贡院熟悉号舍环境。当时官员都逢迎有实权的总督,将军位阶虽高,地方官多不买账,暗地里对将军颇有微词。两兄弟这次参观号舍,“要预备茶水、点心、桌椅、铺陈”,杜凤治在日记中加以讥评:“后辈考试亦寻常事,而故作此惊人之笔,亦无谓也。”(《日记》第五册第2594-95页)

1873年(同治十二年)7月,在将军府举行仪式,志钧过继给长善为子,省城司道府县官员都前往将军署道贺。(《日记》第6册第2936页)同年文廷式结婚,杜凤治记录了婚礼。“陈京圃嫁女于文树臣观察之子,今日吉期,巳刻先赴文处道喜……”(《日记》第6册第3180页)陈善圻字京圃,曾署南海知县;文廷式父文星瑞,字树臣,曾署高廉道。这两人都是杜凤治同僚,文星瑞还是杜的顺天乡试同年。

1874年(同治十三年),长善特地上奏朝廷,请准许嗣子志钧、侄子志锐留署协助管理家务。奏折称:“窃广州为海疆要地,华洋杂处,控制操防,在在均关紧要,必须专心一志,不可稍有分歧。奴才昼夜从公,署中家务无人经理。查例载,外省大员公务纷繁,准其带同子侄随任读书并帮办家务。奴才之子监生志钧现年二十一岁,胞侄志锐现年二十二岁,俱无差使,合无仰恳天恩,准令志钧、志锐均留任所读书并襄理家务,庶奴才得以专心公事。”奉旨“着照所请”。(1874年7月1日香港《循环日报》)这份奏折其实是事后“备案”,至此,珍妃两兄在广州将军署至少居住了3年。

长善舐犊情深,对志钧、志锐寄予厚望。光绪二年(1876)秋,志锐中式顺天乡试举人,长善欣喜若狂。广州知府冯端本到将军府禀辞,“又久坐,从未如此殷勤,将伊继子及侄乡试场作出示,不能不看,已是许久,又嘱见其子侄,倘得邀幸,习字要紧,又将出五经文令看……”(《日记》第九册第4485页)

广州将军府后花园(今迎宾馆)。 (资料图/图)

甲午年,光绪帝突然下令大考翰詹,这是20年来第一次,时人都看出是专为文廷式升官而设。魏元旷《光宣佥载》云:“廷式及第,妃欲骤贵之,上为之大考翰詹,复试书文廷式一等交阅卷房。廷式遂第一,授侍读学士。”此事可从《翁同龢日记》得到证实。蒯光典以隐语讽之曰:“玉皇大帝召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常娥为通关节。”文廷式是否曾经为二妃授读,历有争议。据汪叔子、张求会《文廷式集》所附年谱,文氏入京,常住在志钧家里,应该见过未入宫前的瑾妃、珍妃;入宫前,文廷式嘱志锐书张华《女史箴》以教之。二妃通过光绪帝超擢文廷式,也是为娘家谋利益,可以理解,只是手法笨拙了点。

1894年10月,慈禧发现珍妃收受贿赂出卖官缺,将瑾嫔、珍嫔降为贵人,志锐降为乌里雅苏台(今外蒙古)参赞大臣。当时京城出现打油诗“一自二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虽云恶俗,倒也朗朗上口。此次慈禧还将太监文德兴发配黑龙江,内里大有乾坤。

1896年春,李鸿章亲家杨崇伊弹劾文廷式,文氏被“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据《翁同龢日记》,杨崇伊弹劾内容之一,是文廷式“与内监文姓结为兄弟”。太后随后将文德兴就地正法。此次慈禧清查太监尚不彻底,文廷式仍保留着不少宫廷“内线”。

《东塾读书记》、《杜凤治日记》稿本。(资料图/图)

或因共同好友张鼎华、梁鼎芬的介绍,文廷式约从光绪五年(1879)起结识康有为。康梁后来的历史叙事有意掩盖给他们提供关键帮助的人物,张荫桓、文廷式都是例子。文廷式为岭南学术领袖陈澧高足,康有为老师朱次琦与陈澧同为学海堂学长,这一层关系无疑会拉近两人的距离。文廷式《闻尘偶记》述及,光绪帝案头长年摆放着陈澧《东塾读书记》,对“东塾学派”十分佩服。学术如何影响政治,于此可见一斑。

钱仲联先生《文芸阁先生年谱》引胡思敬《文廷式传》称,1897年冬康有为“入都,过上海,得先生(文廷式)密札数通,交通宫禁,约事成援之出山”。证之以翁同龢、叶昌炽日记、盛宣怀档案,以及政变后慈禧对珍妃、太监的处置,胡思敬这个说法颇为可信。

盛宣怀档案中的《虎坊摭闻》称:戊戌八月“初七日有申重门禁之诏,或言太后于禁中审问太监,以康有为兄弟私入禁中故”;“十二日闻有电旨拿问文廷式,以太监等供出曾私入禁中云”。

据茅海建查阅内务府档案,戊戌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奉懿旨,内殿太监杨瑞珍、珍妃下太监戴恩如四名干预国政、搅乱大内,即日板责处死;珍妃下太监孙海成等五名结党串通是非,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珍妃下太监张田祥等五名均串通是非,板责一百,枷号二年。(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42页)

若志锐、志钧当年不到广州居住,也就无缘结识文廷式,后来的“帝党”“后党”之争应该不会如此激烈。康有为入北京,如无珍妃、太监为之通关节,很难与光绪帝建立紧密联系。志锐、志钧兄弟南下广州引发的“蝴蝶效应”,恐怕当时无人能预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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