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关于芬兰生育率的新闻在社交媒体持续引发关切与热议，其要害在于戳破了高福利与生育率正相关的传统叙事。
近日，芬兰官方公布，2023年上半年该国有21180个活产新生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82个，创造了1900年以来的最低历史记录。过去十二个月总和生育率降至1.28，这一指标在2019年为1.35、2010年为1.87。短短十余年间，生育率就跌去了1/3，降幅非常陡峭。
要维持一个社会下一代与上一代人口规模相当，总和生育率得维持在2.1。1.28的生育率意味着什么？假设第零代100人，第一代降至61人，第二代降至37人，第三代只有23人，第四代只有14人。繁衍四代，新一代人口规模不到最初的1/7，而一个社会总的人口规模是由最新一代人口规模决定的。指数衰减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芬兰的生育率一直在长期稳定下跌的通道中，只是在新冠大流行的2020与2021年，有过微弱的反弹，当时一些学者和网友以此为据，论证高福利如何有助于生育率。可惜，好景不长，从2022开始，芬兰又回到了生育率继续走跌的“旧常态”。
芬兰国土不大、人口不多，但常受人关注。因为，兰作为一个福利国家，是一些人心目中的理想“他者”，常常用来对标当下的生活。什么“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全球男女最平等的国家”之类的叙事，广为传播。一个遥远、浪漫、可以看极光、福利健全到让人全无后顾之忧的国度，如何不让人心向往之？
冰岛政府提供众多的生育福利，主要包括：小孩出生前，父母获得一套婴儿用品套装，有床垫睡袋与个人护理用品及几十件婴儿衣服鞋袜等；去年延长了产假与陪产假，孩子在2022年9月4日及以后出生的家庭，父母双方享有同等时长的假期各160天，可以在孩子两岁之前分多次休完，其中一方还可以把自己的部分假期转给配偶，以“促进儿童和家庭的福祉，强化男女双方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给每个孩子提供每月100多欧元的儿童津贴，直到17周岁。
但即便用力如此之猛，芬兰的新生儿出生数量及总和生育率还是一路走低。在一些人看来，要提高生育率，就得大幅度提高各种福利，对标的参照系就是芬兰等北欧国家。不过，芬兰慷慨的福利与长期稳定走低的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显得很尴尬，令这一叙事难以一成立。
其实，只要诚实地看待生育率这一问题，就不难发现一个经验事实：全世界生育率高的地方，经济、治理乃至“男女平等”的表现，基本都拿不上台面；反过来，经济发达、治理清明及高举“男女平等”的地方，生育率基本都惨不忍睹。这一对照，让人怀疑与担忧“现代社会”的可持续性。说到底，能不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关系到“现代社会”有没有未来。
就生养孩子这一件事来说，生育与养育的成本应该小于收益。从总体看，政府提供的生育与养育方面的补贴来自向工作者与年轻人抽的税，说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会导致财富的增加，反而会导致财富的净耗损，算总账未必合算。
从个体看，确实有一些人会因为补贴而生孩子，但政府补贴生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再生产出未来的生产者、纳税人，而不是未来的食税人，所以冲着补贴而生孩子的行为恐怕不值得鼓励。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成本，而是“生孩子有什么收益”。
需要养儿防老吗？在很多人看来，自己将来有养老金，所以有“自己给自己养老”的错觉，这就削弱乃至消除了养儿防老的动机，生孩子的收益就只有非金钱收益、精神收益。“生孩子有什么收益”的问题也就变为“生孩子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而一旦有人问出这个问题，就已表明生孩子的意义已经受到了质疑。因为生孩子本来靠的是本能及维护这种本能的生育文化与婚姻家庭价值观，而不是那些未经历史检验及时间筛选过的时髦叙事。
芬兰人社会保障体系够健全了吧，福利够好了吧，为什么还不愿意生？相比财政上的不可持续性，福利主义恐怕才是更大的问题。故而，低生育率陷阱本质上是“现代性陷阱”与“后现代性陷阱”的体现。所谓“现代性陷阱”，个人权利本位一方面释放了个体的生产力，推动了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另一方面也令个人原子化、小家庭化、社会散沙化，瓦解了大家庭，令生育失去传统支持系统与奖赏系统。所谓“后现代性陷阱”，政府以福利介入婚姻家庭，导致婚姻与生育不断分离，瓦解了家庭本身；泛权利化与身份政治的泛滥，令个人责任进一步消解，滋养反婚反育、及时行乐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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