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3年7月4日，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警方在高岘洞新县第一桥周围就“幽灵婴儿”案件正在搜查婴儿尸体。（视觉中国/图）
一个多月以来，“幽灵婴儿”事件在韩国持续发酵。随着调查结果相继出炉，死亡人数亦在进一步增加。
2023年7月28日，据韩国广播公司报道，韩国保健福祉部会同有关部委召开“完善未登记儿童保护制度推进小组”第三次会议，计划对今年1至5月出生的尚未进行出生登记的儿童进行统计。
报道称，韩国保健福祉部对2015年至2022年期间出生但未办理出生登记的2123名幽灵婴儿进行全面调查后，确认有249人死亡，占比近12%。共有1095起案件被移交警方调查，其中包括涉嫌犯罪的死亡案件。
此前的6月21日，“水原冰箱死婴案”让韩国存在已久的“幽灵婴儿”事件逐渐浮出水面。
这些呱呱坠地的孩子或被遗弃，或被领养，或是因病亡故，而更为极端的则是被家人杀害。随之而来的惊诧、惋惜和愤怒，也在韩国社会激荡。
“这是发达国家不应该出现的事情，也是人世间不该发生的悲剧。”在一家肿瘤医院工作的韩国医生金恩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希望韩国能够以此事为契机，调查清楚这些被遗弃孩子的生死下落。”
朝野震动之下，韩国决定修改出生登记制度，并对弃婴、杀婴者施以重罚，但这或许只是迈出了最简单的一步。
“幽灵婴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张庆燮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大都与贫困和青年人口不稳定的婚姻状况等问题有关，是在国家缺乏直接有效的儿童权益保障的情况下发生的极端行为。”
婴儿幽灵一样消失
如果不是护士李多正（音译）的举报，这些下落不明的韩国婴儿，或将继续潜藏在隐秘的角落里。
据韩国广播公司2023年7月9日报道，李多正在孤儿院工作，她无意间发现一名小孩只有第一次乙肝疫苗接种记录，但没有进行出生登记。李多正敏锐地察觉到，或许有更多出生后未被记录在册的儿童存在。随后，她联合两名律师组建社会团队，向韩国多个部门提出调查建议，最终获得了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支持。
初步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
仅在2015年至2022年间，韩国就有2123名儿童未办理出生申报，他们没有身份登记，只有接种疫苗时获得的临时新生儿号码。韩国官方对其中23名儿童进行了抽查，结果发现，其中至少有3名儿童已经死亡，另有1名遭遗弃。
其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水原冰箱死婴案”。
6月21日，韩国警方在京畿道首府水原市一公寓内发现两具婴儿尸体，他们分别在冰箱里存放了4年7个月和3年7个月。而对两名婴儿下毒手的，是他们的生母高某。
据韩国警方调查，2018年11月，高某在军浦市产下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并在第二天将其带回家后勒死。2019年11月，该女子在水原市某医院诞下一名男婴，在第二天出院回家的路上，她又用同样的方式杀死了婴儿。
“这是一件令人悲伤和震惊的事情，也是大韩民国的耻辱。”6月23日，韩国国会主席尹在玉表示，“我感到非常羞愧和抱歉。”
“水原冰箱案”掀开了韩国尘封已久的社会阴暗面，也将“幽灵婴儿”事件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舆论压力之下，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将在全国对两千多名儿童进行全面摸查。调查阶段，负责社会福利和居民登记的公职人员将登门拜访有关家庭，检查“幽灵婴儿”的行踪和安全。
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问题浮出水面。
7月6日，据《釜山日报》报道，警方逮捕了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涉嫌于2016年谋杀了刚出生一天的女儿，并秘密埋在菜园里。“我的前夫不会知道我生了孩子，我把她藏在黑暗中。”该女子对警方表示。
同一天，迫于调查的压力，韩国光州一女子向警方投案自首，承认她于2018年故意将出生6天的女儿脸朝下压死，并将尸体藏于冰箱中将近3周，随后放入塑料袋中丢弃在垃圾桶里。
事实上，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消失的婴儿数目远不止此。
据韩国监查院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8年间未申报出生的新生儿总计有六千多名，其中外籍人士达到四千多名，而这并不在最初的调查范围之内。但《韩国先驱报》7月6日报道指出，有人权机构估计，未登记的外国儿童总数或高达20000人。
7月12日，韩国保健福祉部第一次官李基日称，“为扩大对幽灵婴儿的保护范围，政府将开始调查外籍母亲所生婴儿的下落。”
贫困及世界第一的养育成本
“冰箱藏尸案”揭开了韩国“幽灵婴儿”的冰山一角，也引爆了韩国社会舆论，不少人将矛头直指漏洞巨大的人口管理系统和对杀婴者的宽容。
按照韩国此前的出生登记法律，新生儿出生后，父母只需要在1个月内进行出生登记，而医疗机构则无须向行政机构通报婴儿出生的事实。如果父母未能及时登记，也只需面临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8元）的罚款。
此外，在韩国，杀害婴儿罪的量刑远低于一般杀人罪。
韩国《刑法》规定，直系亲属为了掩盖羞耻或无法养育，特别因可参考的动机杀害分娩中或者分娩后的婴儿，将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在无法抚养孩子的情况下杀害婴儿，法官可酌情处理。
“宽松的出生登记制度和对杀婴者的惩罚不力，最终导致了幽灵婴儿案件频发。”《韩国时报》6月25日的一篇评论指出，“对杀害新生儿的凶手宽容的背后是将孩子视为了父母的财产，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完善的出生登记制度和严厉的惩罚当然有助于减少杀婴和弃婴案件，但幽灵婴儿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犯罪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家黄文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幽灵婴儿的背后，其实有着经济困顿、生育成本高昂等更加本源的问题。”
2023年7月，韩国文化广播公司《Straight》节目组分析了近5年的58起婴儿被杀害、遗弃案的判决书，其中39%的案件缘于“经济原因”。而韩国官方公布的幽灵婴儿案件，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影子：家庭贫穷、生活过得并不如意。
连续杀害两个婴儿的高某，她一家五口曾挤在半地下室多年，直到2022年才搬进了眼下居住的公寓。在接受警方调查时，高某说道：“因为经济困难，很难再养这两个孩子了。”
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花园埋尸案”的辩解中。
在韩国，半地下室无异于是贫困的代名词，是“贫穷家庭的最后堡垒”。
韩国国土研究院曾在“电影《寄生虫》描绘的地下室居住实态与政策启示”报告中写道，首都圈扎堆存在半地下住宅，主要是因为居住费用太高。该研究所的调查显示，首尔半地下室住户的29.4%是基础生活保障金领取户。
而与经济拮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高昂的养育成本。
据《南华早报》2023年5月报道，韩国是世界上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成本最高的国家，其成本是人均GDP的7.79倍，大概为3.6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万元）。
“其实在小学之前，韩国的育婴成本并不高。怀孕期间，孕妇就可以领取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688元）的‘产检大礼包’。孩子出生后，两周岁前每个月都能领到政府补贴，这足以涵盖生育初期的大部分花销。”在韩国生活17年的中国人秦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真正的压力是在孩子进入小学之后，不少父母为了让孩子不输给同龄人，开始拼学区和课外辅导。
2023年3月，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发布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2022年韩国课外辅导费达到2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47亿元），创历史新高。接受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每人月均支出52.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17元）。
“过度的课外补习负担让韩国的现在和未来窒息。”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课外补习不是高收入阶层的专利，低收入家庭正在用吃饭的钱给孩子补习。
被逮捕前，连续杀婴的高某，还拖欠8岁小女儿所就读的日托中心超过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816元）。
堕胎仍处于灰色地带
“老板您好，我是一名未婚妈妈，正怀着孩子，肚子很饿，现在没有钱。如果可以赊欠一些食物的话，我会在下周末之前把钱转给您的。”2023年5月，韩国MBC电视台一则视频报道引发热议。
给美食店打电话想要赊购食物的女孩，是一名19岁的未婚妈妈，她不敢把怀孕的消息告诉父母，日常靠兼职维持生计。因为不知道下一笔收入在什么时候，她只能把食物分成小份装在密封容器里，饿的时候就吃一点留一点。
视频中的女孩是韩国非婚生育母亲夹缝式困境的缩影。
“一方面，性观念的开放使婚前性行为被普遍接受，但韩国社会对未婚先孕的接受程度依然非常低；另一方面，非婚生育者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独自抚养孩子的能力不足。双重压力之下，抛弃甚至极端杀婴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吉林大学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张慧智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韩国朝鲜大学医学院法医教授金允信在2023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年轻未婚女性是遗弃或杀害婴儿的主要群体，最常见的原因是“为了隐瞒怀孕的事实”。
金允信以2013至2021年遗弃婴儿和遗弃婴儿致死等共91宗案件为例，除去重复和信息不足的案件外，着重分析了1岁以下婴儿为受害者的20宗案件（遗弃致死10宗、遗弃10宗）。调查发现，高达15宗案例的产妇年龄为20至29岁，占比高达75%。此外，未婚怀孕18宗，已婚2宗。
“既然不想要就不要生下来。”有不少网友说。但在韩国，想要堕胎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早在1953年，韩国《刑法》就引入堕胎罪。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进行堕胎的女性，将被处以1年一下有期徒刑或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138元）的罚款。而帮助孕妇堕胎的医师，或将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
2021年1月1日，堕胎罪正式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女性就真正掌握了生育自主决定权。法律中的模糊性以及诸多限制，依然让孕妇困于层层框架之内。
2020年10月，韩国保健福祉部、法务部等联合公布了修订计划，女性怀孕14周内可根据个人意愿进行人工流产；如果是因强奸导致怀孕、患有遗传病等，女性在怀孕15周至24周内也可进行人工流产；不符合相关条件堕胎者，仍将被判处刑罚。但修改法案未能在国会通过。
《韩国时报》援引法律人士分析指出，在堕胎罪已经失效且没有新法来取代它的情况下，堕胎仍处于灰色地带，这将导致寻求堕胎的女性以及执行堕胎的医生陷入法律困境。
“当女性打电话给医院询问是否提供流产手术时，大多数情况下医院不会给出直接的答案，因为他们不确定这是否合法。”生殖正义联合行动主席娜英（音译）告诉《韩国时报》，但堕胎手术仍然在秘密执行。
与此同时，不菲的堕胎费用，则是横亘在女性面前的另外一道障碍。数百万韩元的高昂费用，最终让高某放弃了堕胎的打算，她瞒着丈夫将第五个小孩生下来后，再残忍地杀害了他。
对于背负沉重社会枷锁却又面临重重堕胎阻碍的韩国女性，将这些不被期待的婴儿丢掉，反倒成了另外一种仁慈。
“我的生活也不确定，但我余生都得对腹中的宝宝负责，也许要一直与贫穷为伴，孩子还要面临自己不是正常家庭的尖锐偏见。下定决心抚养宝宝并不容易，我感觉就像掉到了‘荒岛上’。”在《釜山日报》2023年7月24日的报道中，一位把孩子留在婴儿箱里的单亲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说。
迟来的法案
“幽灵婴儿”阴影之下，韩国政府的变革正在加速进行。
为了弥补出生登记系统漏洞，韩国国会于6月30日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家族关系登记法》修正案，要求医院向政府通报婴儿出生情况。
7月18日，韩国70年来首次修改《刑法》中有关弃婴、杀婴的条款。修正案规定，杀害婴儿也适用一般杀人罪的死刑、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杀害尊亲属罪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
韩国政府和政党如此快速就保护婴儿免遭遗弃达成一致意见，这在韩国并不容易。《韩国先驱报》指出，在过去四年中，国民议会提出了多达15项与保护新生儿有关的修订法案，却没有取得任何立法进展。
然而，法律上的漏洞填补之后，如何为经济困难的韩国父母指出一条育婴的明路却更为困难。
黄文政认为，加大惩罚力度是必要的，能够起到震慑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极端杀婴事件发生。但法律从来不能阻止犯罪，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改善生育环境。
“幽灵婴儿”的背后，是韩国社会的低生育恐慌。
据韩国《朝鲜日报》2023年2月15日报道，由于生育率下降，学龄人口减少，韩国今年约有147所小学没有招到一年级新生，高于2022年的121所。另有140所小学只招收到一名一年级学生，高于2022年的136所。
2005年，韩国正式启动鼓励生育政策，试图扭转低迷的人口生育率。
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从2006年到2021年间投入了约28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58亿元）用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但韩国政府的“重金求子”收效甚微。2022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仅为0.78，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自1963年开始，韩国政府长期执行抑制生育的政策。虽然2005年以来，历任韩国总统都把鼓励生育作为政府的优先课题，但抑制生育政策对韩国民众的生育行为和观念仍有持续影响。”张慧智分析。
更为重要的是，受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一种“逃离传统家庭主义的个体化战略”正在韩国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成为一名“三抛族”，即抛弃恋爱、结婚和生育。
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低出生率与韩国社会的变化》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韩国25岁至49岁男性的未婚比例达47.1%，女性未婚比例也升至32.9%。
“在韩国社会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尚未消除，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就已经生长出来。”张庆燮指出，在两种观念的冲击下，韩国人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调整家庭关系的有效范围、强度和时间，推迟或者回避婚姻、减少或者放弃生育等趋势都在持续上升。
一边是难以扭转的低生育陷阱，另一边却是遗弃或杀害婴儿案件频发，《釜山日报》的评论文章称，“在一个生育率不断趋低的国家，却有这么多婴儿出生后得不到照顾，这样的矛盾让人诧异。”
而眼下，关于“幽灵婴儿”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
不少人呼吁引入“匿名生育制度”，以防止未婚母亲在医院外分娩并丢弃或杀死婴儿。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在鼓励妈妈抛弃自己的孩子，同时又让两者事后重新建立联系变得更加困难。
争议其实指向的是：对于生育率跌至历史冰点的韩国而言，政府究竟该如何确保每一个母亲都可以不受歧视地生下孩子，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支持？
黄文政认为，只有认可生育的价值，提供足够的补贴和鼓励，让生育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才能让处于绝望境地的底层群体，不再考虑弃婴乃至极端杀婴的悲惨选择。
“在此之前，韩国人必须丢掉对单亲母亲、非婚生育等所谓‘不正常关系’的偏见和污名化。”黄文政说，“对于深受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影响的韩国来说，这样的观念转变注定很难。”
（文中金恩熙、秦琳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徐子仪对本文亦有贡献）
© 2023, 免責聲明：* 文章不代表本網立場，如有侵權，請盡快聯繫我們 info@uscommercenews.com * 讀者評論僅代表其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網立場。評論不可涉及非法、粗俗、猥褻、歧視，或令人反感的內容，本網有權刪除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