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之父、语言学家俞敏致蔡超尘信札。 （作者供图/图）
“景山东街，景山东胡同儿，里面儿有个更小的胡同儿叫横栅栏儿，是个六号。”蔡老告诉我他的住址时大约是1968、1969年之际，他已经六十岁出头儿，头发稀疏纯白，面色红润，慈祥而热心，邀请我去他家玩。“下围棋嘛，木有阶级性的问题；书法嘛，抄写主席和鲁迅的诗词，更是好事。”那时我十三四岁。而今我的年龄超过了当时的蔡老，却闭眼就能看到他当时的神态，开口就能模仿他那加了北京儿化音的山东高密方言。
有些学历史的朋友们告诉我，凡是回忆往事的文章里面有过于生动的外部描写和内心活动，都可能是写作时的个人渲染，不能作为可靠的史料。我很怀疑他们的说法，认为他们没有遇到个性鲜明、语言生动的人物，所以没能记住人家的风貌和自己当时的心理震撼。如果他们遇到了蔡老那样的奇人，肯定会和我一样终身不忘。
蔡老原名庸骧，也写作“英骧”，超尘大概是他给自己取的“号”，后来取代了原名，成为代表他身份的正式符号。英骧比庸骧似乎更加超尘拔俗，或许也反映了蔡老年轻时对自己的期许。网上有人拍卖云南大学中文系年振寰教授和蔡老的一通书信，附带一个不知何人写的简介，对了解蔡老其人很有帮助。不过，其中虽没有外部或内心的描写，却不一定就都是可靠的史料：
蔡超尘（1906-1996），原名庸骧，高密城里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副主任。少时就读高密县立中学，考入济南高中，与同学季羡林等人常在山东《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作品，后考入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后曾任国民党高密县指委、国民党山东省指委（编者注：两处指委，似为党委指导委员之简称）文书助理、《华北日报》副刊编辑、天津扶轮中学国文教员。日寇攻占华北后，南下云南。到文山开广中学任教，教授国文，后转入云南大学附中。因宣传鲁迅、高尔基等人著作和革命思想，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曾介入调查，在当地共产党党组织保护下得以脱险。新中国成立后，任出版总署编审局教科书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副主任，主编中学语文教材。1956年起，人民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他与张中行（编者注：当作张毕来）、王微共同主编的《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四册），他参与主编的中学文学课本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我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撰稿人，因为他/她纠正了我对蔡老云南之行的误解。当初我家被扫地出门，从北师大的教员宿舍搬到了德胜门内的贫民聚集区，父亲在“牛棚”里被办“学习班”，母亲去了河南干校，姐姐哥哥到山西插队。我尚未“泡”在元白（讳启功）先生家，孤身一人住着，门前极少长者车辙。蔡老来访，没见到先父，却给了我温暖的精神鼓励。他看见我正在临写《化度寺故僧邕禅师塔铭》，就兴致勃勃地拿过我的笔，在我的小书桌上左右手轮番挥毫，写下了诗词各一首。从老先生给我解释的话语和口气推测，都是他的原创。那首词的落款是“超尘左手”，可惜我忘了下半阕。上半阕是：
荷锸刘伶多事，
孤行我爱杨朱。
恓恓孔圣遇长沮，
兜头浇冷水，
进退费踟蹰。
刘伶是西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他嗜酒如命，气得妻子把他推到酒缸里面去了。他毫无悔改之意，反而让一个童子扛着铁锹跟着他。他喝酒醉死在哪里，就让童子就地挖坑掩埋。我在那个年龄虽然听说过“醉后何妨死便埋”的逸事，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确实觉得这个人没事找事。我读过阮籍的“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当时蔡老又给我讲解了一番，加深了印象。后来我进入英语专业，读美国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的“The Road Not Taken”，马上就想起蔡老伯，想起了他的“孤行我爱杨朱”。孔子遇到长沮、桀溺耦而耕的故事，我读《论语》已经有所了解。有意思的是，后来批林批孔，蔡老仍然把自己的这首词写给别人看，只不过把“恓恓孔圣”改成了“恓恓孔二”。
为写此文，我查阅了《诗刊》1961年第6期，发现蔡老所书是发表过的作品，作者是石朋，同时发表的是两首——《登泰山》《文山道上》，练字凝重，格调古雅，地点和蔡老的足迹相符，加之他当时给我讲解诗词的口气，我觉得“石朋”或许就是蔡老的笔名。可惜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好姑妄言之，以待知情者加以纠正。《登泰山》除了“万象”“大象”略显重复之外，颇有老杜遗韵：
卓荦超万象，眼底群峰簇。
蜿蜒走东海，绵亘压齐鲁。
晦明开大象，风雨历今古。
幽邃尽宝藏，樵木任资取。
蔡老为我挥毫书写的不是上面这首，而是七绝《文山道上》，描写的似乎正是他当年去云南省文山州开广中学教书时的经历：
系马垂杨古渡头，
侧身天地一虚舟。
江山不倦登临眼，
更做滇南万里游。
我当时虽然年少，读书少、阅历浅，却也知道此诗音韵铿锵，格调高逸，放在唐宋人作品中也不失光彩。第三句“江山不倦登临眼”极佳，或许是化用老杜之语：“谢安不倦登临费”，但视觉感竟胜于杜句，应该能得到山水画家的偏爱。我早前听先父说过蔡老和一位北大的同学一些趣事，就觉得蔡老也是北大校友；再联想到“更做滇南万里游”，就想当然地以为他和周定一伯父（先父在北大的同班好友）一样，也是抗战时期跟着北大南迁到西南联大去的。上面那则简介让我知道他其实是辅仁大学的，毕业后工作了若干年才因战争南迁。
既然得了人家的好处，总得投桃报李，也补充一下简介里面没写进去的东西，并纠正一些错误的地方。蔡老在云南遭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的原因，不仅限于拿得上台面儿的“宣传高尔基、鲁迅的著作和革命思想”，也包括一些特务、警察们看着不顺眼甚至恼火，却不好拿到明处说道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和那位北大学生的共同作为。那位同学个子比蔡老高，脸庞不如蔡老宽但稍长。他们都蓄起了蓬蓬的大连鬓胡子，在学校、街上肩并肩地进进出出，个子矮的蔡老看上去活像马克思；那个高个儿长脸的，长很像恩格斯。二人不打标语不喊口号，在街上行走没有触碰任何一条法律，那时也没人说他们寻衅滋事。然而他们却有效地宣示了自己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态。所以同学、同事们都知道蔡老左倾，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蔡八路”。因此，简介中所云“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保护下脱险”也就顺理成章了。鼎革之后，人们传说蔡老还受邀在十一游行的时候登上天安门。后来我问过他，他说：“木上天安门，上的是观礼台。”观礼台在天安门两侧，庆典的时候能到那里去，其社会象征意义也不小。足见在一段时间里蔡老很受重视。
简介里面似乎有个地点问题，即说蔡老是“高密县城里人”。蔡老到我家的陋室来，我按照家里待客之道，给他倒了一杯水。水是白开水；态度毕恭毕敬。他说：“你这个小孩子还挺客气。其实不用。我少年时代走十几里路到县城上学，自带干粮，能够在不喝水的情况下细嚼慢咽非常干硬的山东煎饼。”如果蔡老是城里人，哪里用得着走十里路、自带干粮？简介还把蔡老编写初、高中《文学》教材的合作人弄错了一个。编写者除了蔡老、王微之外，领衔的不是张中行，而是张毕来。张毕来是贵州人，文史学者，教授。1954年春天调到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蔡老是副主任。所以由张毕来领衔比较符合那时候的排名文化。
简介里说蔡老逝世于1996年，这明显是个时间错误。1995年夏天我回国开会。那时父亲想起了老朋友，自己又不利于行，让我替他看望几个老朋友，并说：“先看蔡老。算来他都快九十岁啦。”我分几天顶着烈日走了五六家，第一就是蔡老家。进得院门，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粉刷房间。我不由得疑惑：这是蔡老的外孙子吗？蔡老的女儿叫蔡玉，和我年龄相仿，但是高大魁梧，不应该有这样身材、这个年龄的儿子吧？仔细一看，又觉得这青年面熟。忽然想起这是蔡老隔壁家的那个小男孩，大约二十年前我曾见过的。我连忙问他，“你在替蔡老粉刷房屋吗？蔡老他老人家现在在哪儿呢？”青年一惊，仔细看看我，说，“哦，您是那个俞、俞、俞……”我说：“对，我是俞宁。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没想到他脸色忽然变得沉重，说：“蔡老先生去世了。”我当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也没听见他接着又说了些什么。我多么希望蔡老真能像简介里说的那样，活到了1996年呀！那样的话，我就有机会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了。
这并非父亲第一次遣我去探望蔡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蔡老退休了。闲暇多了，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各处看望老朋友们，聊天，论学，发感慨。他很有规律，每个月必来北师大看看我父亲。我也得以旁听他们的谈话。1976年8月底，也是酷暑中，父亲发现蔡老这个月没来，就让我赶紧过去看看，说：“可别是病了吧？”我遵命去了，遇到了隔壁的小男孩，问他蔡老在家不在。小男孩兴奋地告诉我：“蔡老先生出游了！”我问：“去哪里呢？”他说：“先回高密老家看看，然后登泰山，再然后……”这下我放心了，蔡老七十岁了还能登泰山，可见身板儿多硬朗。到了10月下旬，蔡老高高兴兴地来了。当时我们家里还有一位年轻的声乐爱好者来访，说她刚刚从女中音老师那里听了一首外面尚未传唱的新歌，叫《祝酒歌》。因为旋律欢快美好，所以听了几遍就记住了词曲。父亲说，“姑娘，《祝酒歌》是歌剧《茶花女》里面的名曲，可不是什么新歌儿呀。”她连忙说：“伯父，不是那个。这个是施光南刚刚创作的。要不然我给您唱一遍吧。”于是她大大方方展开歌喉，唱出了后来李光羲先生唱红大江南北的那首妇孺皆知的歌曲。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段歌词里都有十多个“来来来来”。
歌手告辞以后，父亲才得空儿说：“超尘兄，您一向是每个月必来光顾寒舍一次，这几个月没来，我很担心，自己又腿脚不利索，只好让三儿到府上去看望看望，才知道老兄兴致高、身体棒，登泰山而小天下去啦。”说罢拉着蔡老的手笑。蔡老也频频摇动父亲的手，笑眯眯地说：“是呀，是呀。木听那个歌儿里唱‘来来来’吗？我这不就来了吗？我呀，就像妇女的生理期，两三个月不来，就一定是有喜啦！”说得二人哈哈大笑。我母亲、哥哥和我，也忍不住跟着笑了。父亲说：“是呀，是呀！有喜，有喜！”1976年10月，京城里的升斗小民们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一些过节的喜庆。
我也并不是只有父亲差遣才去看望蔡老。蔡老多才多艺。张中行先生亲口对我说：“我们社（人民教育出版社）里，蔡超尘的书法最好，而且左右开弓，都潇洒跳脱，颇有气势。”其实，蔡老的才艺不限于书法一项。早在1956年，蔡老就获得了北京市春节围棋赛的冠军。按平时的水平，应该说父亲的棋艺略高一筹。我听父亲讲过一次和蔡老比赛的情况，不知是不是1956年那一次，在比赛现场，蔡老先于父亲用完了时间，进入“读秒”阶段，每分钟必须走一步棋。蔡老从容不迫，每步都等裁判读到58秒时才“啪”的一声把棋子下在盘上。父亲本来形势略优，竟然产生了领先者的思想负担，裁判为蔡老读秒声声，却让我父亲紧张得砰砰心跳。锱铢必较的比赛中，心态很重要。蔡老胜在心理素质极佳。后来父亲指导我读苏老泉的文章，里面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这样的句子。父亲说：“记得我输给蔡老那盘棋吗？”我本来忘了，经过先君子再次提醒，就记到了今天。
所以，蔡老来访我的独居陋室之后，我就时而去景山东街拜访老先生，跟他下棋，观摩他写字。蔡老的棋风宏阔大气，喜欢中盘厮杀，开局几乎不变地使用两个高目，诱敌来挂他的小目，然后他用在三路二间反夹，以图早早把棋局引入战斗。这个路子，日本围棋术语叫做“哈妹手”，大概是“陷阱”或“欺招儿”的意思。我开始上了几次当，就查阅日本的哈妹手棋谱，得到了对抗的方法。经过激烈战斗，我得了一个大角儿，蔡老取得雄厚的外势。以后的棋局走向，取决于我如何破解他的外势。这当然再次引起战斗。这样的对局，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的战斗力，总体水平也有所提高。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棋风变野，蔡老有点儿招架不住了。父亲就不再允许我找蔡老下棋。他说：“你的进步，蔡老出了大力，你不应该总用他教你的本事来战胜他。这样时间长了，他会觉得难堪。”
我1968年上初中，同班好友宋燕生有一个年岁比他大很多的姐姐，1966年以前就高中毕业，出去工作了。她有几本厚厚的《文学》课本，保存得很完整。一次我去宋燕生家里玩儿，看到了一本。那时我只知道有《语文》课本，没听说过中学还有文学课。出于好奇，随手拿起来翻翻，就再也放不下。那位大姐姐见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就说：“你拿回家慢慢看吧。不许损坏。看完了还给我就行了。”我从宋燕生家慢慢往自家走，边走边读，碰巧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看到了一段奇诡浪漫的诗句：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我不由得进入了一种迷幻的状态，不知今夕何夕，也不知此身何处，迷迷糊糊地就到家了。父亲见了课本，说那是蔡老主持编注的。这让我更加欢喜。之后见到蔡老，对他讲起来自己的感受。他笑眯眯地说：“巧哩，那一篇恰好是我注释的。”从这个角度看，说蔡老领我走上文学之路，也不为夸张。
我从蔡老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看到了一种潇洒不羁的人格魅力，还从他和父亲的友谊里面，学到了父亲的细心和蔡老的洒脱。写文章怀念他老人家，怎能忘了那些超凡脱俗的细节？怎能忘了自己初次体验一个有特色的人格？怎能忽视当时自己心理上的震撼和认知上的感悟？怎么能说有了这些细节和感悟，反而让回忆文章丧失了史料性呢？人不能妄想长生不老。好人、奇人也有一天必然“尘归于尘，土归于土”。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言行细节，却能够活在尚存者甚至将来者的感知里面。这才是真正的不朽，这才是有意义的历史吧。
（诚挚感谢吴怀东教授、卢燕新教授、沈卫威教授、赵鹿园博士、李佳钰女士以及其他友人为此文提供的史料和帮助。）
二千廿三年七月廿二日修改于美国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之森林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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