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刘景晨（1881-1960）。（资料图/图）
刘景晨(1881-1960)，浙江温州人，民国时期先后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永嘉县志纂修处总纂等职。1949年后担任温州市文管会主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温州市政协副主席。他虽被浙江省委统战部誉为“浙江知名的耆宿”，但在卢礼阳《刘景晨年谱》（黄山书社，2023）问世前，温州本地人对其生平的了解也不深入。卢礼阳是较早关注刘景晨的学者，他花了二十年的功夫搜集整理刘景晨生平史料，终于编写成这部内容翔实的《刘景晨年谱》。通读《年谱》后，我觉得卢礼阳是用扎实的史料来告诉读者：刘景晨并不只是浙江的耆宿、温州的乡贤，他虽出身于“地方”，成事于“地方”，主要影响在“地方”，但其毕生的经历和做人的风骨却有普世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地方”，不是帝制时代与“中央”相对的“地方”，不是被描述成权力和文化都屈居于底层的边缘区域，而是在有边界的物理空间和无限的生活世界之上具有“在地化”特征的有活力的群体区域。简言之，我使用的“地方”，是历史文化概念，不局限于地理概念，强调的不是静态的地理场所，而是动态的历史文化处境。称刘景晨是地方人物，主要是指他出生、成长在有温州在地化特征的群体之中，是被“地方”文化所化之人。
年谱这种书写形式的流弊是容易把谱主一生做成流水账，资料丰富，面目模糊。卢礼阳应深知此弊，因为他的《刘景晨年谱》不仅注重过程清晰，更关注关键时刻谱主的进与退，这自然是希望突出关键时刻的历史形象，由此让整体形象更加鲜明。
这里所说的关键时刻是指鼎革之际。《刘景晨年谱》别具匠心的结构就在于每到鼎革之际，史料的编排都很用心。
卢礼阳与其新著《刘景晨年谱》。（杨冰杰/图）
下面从个人奋斗、地方发展和文化兴衰这三个方面来看卢礼阳如何处理鼎革之际刘景晨的进与退。
无论什么历史时期，一般人都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社会的认可，进而谋生自立。起初大都相信“地方”之外的远方、历史的中心会有更广大的舞台。刘景晨进入社会是在上海澄衷蒙学堂、两广师范学堂任教，后受孙诒让赏识，返回温州，在温州府中学堂、温州师范学堂任教。可是当时刘景晨不满足于粉笔生涯，怀才求试之心很急切，遂于1911年夏秋之交，应湖北布政使连甲之聘，前往武昌任幕僚。
这一退一进，恰好在辛亥革命前后。从刘景晨“进”到武昌做幕僚看，他之前“退”回家乡执教，不全是主观意愿，但在家乡教书的这几年，客观上培养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如马公愚、陈仲陶、林彬等。这一退，本是为谋生，客观上作育了地方人才。同时，这一退，让他和刘绍宽、黄式苏、张震轩等温州文化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们诗酒联欢，悠游于永嘉山水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温州诗人群。《年谱》对这方面的交游记载较多，这样编排，我想作者是想把刘景晨对温州乡邦文化之爱细细呈现出来，让刘景晨为地方文化所化的过程更具体可感，这就为他“八一三”后再次退归温州，投身乡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做了“铺垫”。
青年刘景晨。（资料图/图）
在历史的漩涡中心武昌淘洗过后，他从回温筹备共和党温州分部开始，又走出温州，逐步进入现实政治之中，成为国会候补众议员、缙云县知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年谱》中有关他做县知事的记载，特别是他取缔鼎新会、共进会等组织，逮捕有关头目、先行正法的做法，被认为是越权办事，坐“越权杀人罪”，最终判刑三年又三个月，有较详细的记录。此后几年中，各方关于“越权杀人罪”的反应，《年谱》都列了出来，这是塑造刘景晨性格的重要事件，跨年度详列史料，让各种声音都发声，才能反映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对刘景晨的影响。
缙云之难，虽让刘景晨看清治理地方非其所长，但他并未忘情于政治。刑满出狱后，他先后在厦门大学、温州省立十中执教，随后即因递补为众议院议员，又重返政界。旅京初期，他积极参与宪制讨论，期望国家早日步正轨，却遭遇曹锟贿选。为捍卫国会与法律尊严，他投书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留下一份严正的声明：“大总统选举预备会，关系何等重大，而会场捏报人数，舞弊显然，应请阁下注意。十日之会，是否有效，天下必有公判也。”这个经历让他目睹“法统”荡然不存，更感到自己借论政来参与国家建设的愿望，难以实现，此后尽管他对国家层面的政治颇为失望，可直言时弊的秉性却老而弥坚。
缙云之难后的这一“进”，让他对政治灰心，此后在北京外交部部立法政专门学校、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一师师部、新疆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等处，主要以秘书谋生。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他再次退回温州，从此他更关注地方发展。
这次退归温州，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和方向，把在上海校印《敬乡楼丛书》的经验，推广到乡邦文献的整理之中，包括续修与补刻方志，抢救流散文献，发起修葺叶水心墓等。这表明在刘景晨看来，现实的晦明绝续之交更是文化的晦明绝续之交，这时地方文化人更应以保存文化、保育文脉为志愿，与一切反文化的势力做抗争。
驱除外敌，是守土之战，也是守护文化之战。前方拒敌者，是国之干城，后方从事文教者，是民族脊梁。守护地方文化，其意义在当时未见得为人深知，但其作为不只是守护地方文化，使之在战火中延续，成为地方复兴的精神支柱，更在于在晦明绝续之交，收拾安顿人心，使吾民不失文化自信，为文化而存，为文化而战，只要文化的“地方”不失，地方就不会永沦于敌寇，也不会长期被政治操弄所污损，文化终会重光，而前提就是在历史关头能出现敢于为文化献身的许许多多刘景晨式的风骨凛然的人物。
《刘景晨年谱》是《晚近温州人物年谱丛刊》中的一种，《丛刊》出版说明指出，近现代温州涌现了一大批为地方发展、社会进步作出独特贡献的精英人物，由于历史原因，对他们的生平研究和精神弘扬“做得很不到位”，因此温州市文史研究馆才集合馆内外力量从事“丛刊”的编撰。在谱主的选择上，出版说明强调谱主要在“晚近温州有典型意义”，指出刘景晨的“典型意义”是“风骨凛然”。
所谓“风骨凛然”，除了为文化献身，更多地表现为直言时政。如1947年6月，刘景晨出席温州渔业座谈会，对渔市场筹备人员徒知依赖权势，未尽筹备责任，大加谴责。又如1954年8月18日，他在浙江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体大会上发言：“四十多年来亲身经历，前前后后的对比，使我感到现在社会的光明。民国元年，我也曾当选过所谓议员，那时也有所谓宪法；民国二年也有所谓宪法起草委员会，我也参加过讨论，但那时完全是黑暗，专制，谈不上一丝一毫的民主。可是现在，宪法草案是经过了许多人的讨论修改，公布后又交给全国人民讨论，这是真民主!”此后在“反右”运动中，刘景晨因直言获罪，被要求公开做交代。当时梅冷生等人也认为刘景晨的发言是谬论，劝他勿坚持己见，可刘景晨虽有小妥协，但并未完全退让，使人们在晦明绝续之交还能听到正声。这一时期的史料，《年谱》虽未详列，但对资料来源多有明确记载，关注这一段历史者，谅能体会编写者的苦心，按图索骥，以探其实。
1949年刘景晨参加温州保安司令叶芳召集的秘密座谈会，首先发言赞成和平起义，痛骂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一历史关头，他看清了历史走向，选择了“进”。在“反右”之后，目睹“高呼万岁大跃进，少壮男女皆凛凛”，他想退下来，希望“日暖风和春昼永”，却觉“酒畏失言不敢请”，未能走出这一晦明绝续之交，自己的生命却到了尽头。
《年谱》对刘景晨身后大事记录至2021年，这是当地政府和温州文化人重新认识刘景晨的曲折过程的真实记录。当然这个过程也可视为刘景晨文化遗产对温州“地方”的又一次形塑。
作为地方知识精英，刘景晨的沉浮进退已不只是个人经历和地方事件，而是一代知识人共有的生命年轮。不是每个地方知识人的出走与还乡，都具有刘景晨那样的意义。刘景晨成为典型，一半由其自身生命的特质决定，一半缘于地方历史的塑造，但其具有超越地方人物的阐述价值，则要归功于这部《年谱》。
国家之进步，在于地方之进步，地方之进步，在于地方文化之进步，而地方文化之进步，在于引进新文化的同时如何善待传统文化，因此刘景晨整理乡邦文献、弘扬地方文化之目的，是给地方文化固本培元，让前行者有一个真实、系统的传统可以对话，让地方能真正进步，让国家进步建立在地方进步之上。而对话的前提是寻找到地方的正声，循声而见传统。地方有正声，中国才是有声的中国。我想这应是刘景晨后半生的理念与追求，也应是卢礼阳编写这部年谱想要表达的心声。
© 2023, 免責聲明：* 文章不代表本網立場，如有侵權，請盡快聯繫我們 info@uscommercenews.com * 讀者評論僅代表其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網立場。評論不可涉及非法、粗俗、猥褻、歧視，或令人反感的內容，本網有權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