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与《新华文萃》试刊号。 （资料图/图）
1979年1月，一本新的刊物《新华月报（文摘版）》问世了。这是一本先于《读书》几个月创办的杂志，创办者是范用。
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1937年，范用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厚厚一大本，将近五百页。这本杂志让他大开眼界。杂志里的内容都是从当时的报刊中摘编的，有政治栏、经济栏、社会栏、学术栏、文艺栏、读书俱乐部，“最后之页”是《读报札记》，摘编一些有趣的文字。其中，他最感兴趣的是《漫画的一月》，共有六页，刊有十几幅中外漫画。这本《月报》的社长是夏丏尊，主编是胡愈之。
1949年11月，胡愈之创办新的《月报》——《新华月报》，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而当时的期刊部主任正是范用。范用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之后，仍旧分管《新华月报》。1966年，刊物停办，1970年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恢复出版。周恩来批示说：“《新华月报》不能长期停下去，人民出版社干部要下放，就由新华社接编。”1978年各项工作复归正常后，范用立即派人去新华社把《新华月报》“接”了回来，社领导分工还是由范用分管。
《新华月报》出版后，一直有读者来信提出不同建议。《新华月报》偏重于资料性、文献性，可资查考之用，以机关单位订户为多，个人读者希望读到好文章，但刊物篇幅有限，许多好文章无法登载，感到十分遗憾。郑曼曾回忆：早在“1961年9月，胡乔木派秘书转达他的意见：《新华月报》目前这种编法很不好，对象和性质都不明确。对一般读者来说，很多材料没有用处；对研究工作者来说，材料又不够用。建议可否编成两个杂志，一个专刊公报、决议、文件等材料，一个搞文摘”。胡乔木的意见正中范用下怀。其实，范用早就有另办一个专供阅读（而非查考资料）的文摘杂志的念头，把提供好的阅读这部分内容从《新华月报》分出来。借胡乔木的东风，1962年他组织编辑人员编了一本《新华文萃·试刊》作为样本。这本《新华文萃·试刊》中也分政治、经济、学术、文艺、美术作品、“读书与出版”、学术论文摘要、报刊文章篇目辑览、科学文化之窗等栏目。在文艺栏，选了艾芜的小说、巴金的散文、田汉和郁达夫的旧体诗、丁西林的剧本，美术作品选了华君武的政治讽刺画、杨纳维和黄新波的木刻，还有摄影作品。“读书与出版”栏头字请丰子恺题写，丰先生写了两张让范用选用。这两张墨迹范用一直保存着。
《新华文萃·试刊》只印了一百本，用作征求意见。这个刊物后来无果而终，但范用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构想，希望能把它实现。十六年后，时间来到1978年，在百业俱兴的日子里，他又提出了这一想法，可是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新华月报》主要选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文章，比较稳妥，如果选择其他报刊文章，如何把关，社内有人还心有余悸。为此，他征求各界朋友的意见，得来的是大力赞同，比如学者金冲及来信说：“前几天听周雷同志来讲起，《新华月报》归人民出版社编辑后，您有个想法：增加一部分‘文摘’性的内容，但这问题还有不同看法。我也算是《新华月报》的忠实读者之一，从开国创刊号起，再到‘文化大革命’后复刊起，保存着一份全套的，现在也继续订阅着。但从复刊后，确实觉得有这么个缺陷……《新华月报》本来要起个小型资料室的作用，现在这作用就有很大的缺陷……这些，您一定都考虑到了，没什么新的意思。写封信，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表示支持您的主张罢了。”
老报人顾家熙则来信提出详细的建议：“我看要出得及时，不必等杂志期刊学报等出版了、寄到了，再去阅读选择。可先向各定期的、不定期的刊物普遍发个通知，要求他们自己把每期的精彩文章、骨干文章，每期推荐两三篇来。各刊定稿即将付印样多打一两份来，再选用或压缩或全文照登……这样对各刊正好起了个推荐和广告的效果……《文摘版》不但用中国刊物报纸上的东西，另外也可博览外国报刊（可委托看那些外刊外报的单位如新华社及研究外事的单位），每期搞上一些‘特译稿’，这样就打开了世界之窗……”
通过征求意见和疏通，打消了某些人的疑虑。为更稳妥，范用用了一个替代的办法。1978年7月17日人民出版社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提交了一份《<新华月报>改版报告》，其中说：本刊“打算从明年起改版。从原来一个月出版一本，改为一个月出版两本，一本《新华月报（文献版）》，一本《新华月报（文摘版）》。”这样，表面上看是一个刊物的“改版”，不必再经过批一个新刊层层上报的繁琐手续。果然，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于五天后即批复“同意”。
1978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临时社党委（范用是副书记）通过了《关于<新华文摘>的编辑方针和审稿制度的决定》，指出，“在具体编辑方针上，《文摘》对于有创见和新意的文章或者有争论的文艺作品，应予以充分注意和重视，但又必须采取全面衡量的态度，选用时应首先着眼于其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相符合，是否有利于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文摘》所转载的文章和作品的观点，不可能全部代表编者的观点，但转载也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文摘》从人员配备、分工，到栏目设置，以及版式设计、定价，都是范用一手定的。他既是主管社领导（副总编辑），也是执行主编。为编刊所订购的大量报刊，收到后先交给他浏览圈选，他会在目录上作出记号，要求责编仔细阅读，考虑选载。他坚持胡愈之的办刊要求：“把发表过的稿子当作新稿来处理”，每月发稿时，开一次定稿会集体决定。只要可能，他都会参会。十七年前请丰子恺题写的“读书与出版”栏头终于派上了用场，遗憾的是丰先生已经过世，看不到了。
新刊上市后，反响极佳，发行量迅速攀升（首印十万零三千册），并引起全国“文摘热”。人民日报文艺部姜德明给范用写信说：“闻《新华月报》作此改革，甚从众意。我们早就盼望有《文摘》之类的刊物出世；八亿人口的大国，早就应该有这样一个刊物。地方报刊上还是有不少好文章的，例如前些时候我看到《红旗谱》作者梁斌写了一篇回忆远千里同志（原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的文章，以为是难得的好散文，可惜不为人所知。有了《文摘》就好办了。我们举双手拥护这一正确及时的决定！”可是许多读者来信说，两本《新华月报》名称相近，很容易订错，于是，两年后《新华月报（文摘版）》更名为《新华文摘》，《新华月报（文献版）》也恢复了原有的名字。因为已经办了两年，新刊名和新刊号也很容易就批下来了。
在内容宗旨上，《新华文摘》与《读书》两相呼应，尤其注意选摘新观点、新思想以及引发争议的作品，“学术文化突出学科前沿，注重现实趋势描述与研究，尊重百家，力求囊括最新文化艺术成果……作家作品均是一时之选。至于理论及其探索，诸如探幽发微、揭示真相、寻绎根源、纠谬扶正，甚为各界关爱。于编辑上精选精编，不唯上，不媚俗。《新华文摘》因此在社会各界引起积极强烈反响，自亦受到不同方面的密切关注”（引自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庄浦明的回忆）。开始时范用想学习鲁迅的办法，把受到批评的作品也刊登出来，但有不同意见，遂作罢。
1980年1月，《新华月报（文摘版）》重新发表了剧作家、电影评论家瞿白音于1962年撰写的文章《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以纪念1979年11月去世的作者。同期还配发了柯灵悼念瞿白音的文章《庄严的人生的完成》。刊物出版后，范用第一时间寄给瞿白音的夫人田念萱，并写了一封信。田念萱收到后回信说：“你的热情洋溢的信，我是流着眼泪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的。虽然它引起了我的悲痛，但它却给了我不少安慰。”这年10月，《电影艺术》杂志举办《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座谈会，黄宗江、钟惦棐、李陀等专家到会发言，对此，《新华月报（文摘版）》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1981年，范用在改名为《新华文摘》后第一期的“编者的话”中写道：“《新华月报（文摘版）》创办两周年了。从这一期起本刊改名为《新华文摘》，篇幅和定价等都不变。我们希望把它真正办成‘杂志的杂志’，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浓缩的小型阅览室”；“今后我们将仍如既往，凡学术理论文章，具有探索精神或一得之见的；凡文学艺术作品，有创新之意，或者是引起争论的，本刊将尽可能选载。”他始终坚持“摒弃那种把民众作为‘灌输’的或‘启发’的对象的教师爷式的编辑作风，尊重读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比较权”。
1994年，范用在《新华文摘》创刊十五周年茶话会上有个书面发言，其中再一次强调：“我抄一段愈之先生写在《月报》创刊号卷首里的话：‘《月报》在编辑上有一个原则，就是注意客观的介绍，避免主观的批评。《月报》上可以登载各方面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
范用晚年回忆说：“当年编《新华文摘》，我想这样一本杂志，对于边远地区的读者，那些地方难得见到很多杂志，一卷在手，可以满足他们阅读的需要。” 可以说，他的愿望实现了。进入21世纪，由于报刊众多，读者需求提高，《新华文摘》早已改为半月刊，仍在一期一期办下去。庄浦明说，它是范用给社会留下的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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