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包括方方面面，林林總總。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共建「人文灣區」。人文建設是大灣區融合發展的一個核心元素，區內十一個城市地理的同一性自不必說，它還具有人文歷史、人口結構、語言和風俗習慣等高度的同一性，這就使得粵港澳大灣區有着非常豐富而集中突出的人文價值鏈。
粵港澳大灣區還蘊含着一個奇跡性的現象，那就是與一代偉人孫中山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宋慶齡與孫中山有着重要而特殊的關聯，而宋慶齡自身與粵港澳也有着深刻而豐富的淵源。因此，大灣區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自然而然地就要與宋慶齡結合起來。
宋慶齡第一次到廣州是一九一七年，那時候她是隨孫中山針對段祺瑞政府不遵守《臨時約法》而主張和支持建立護法政府。宋慶齡支持和配合孫中山做了大量艱苦卓絕的工作，包括發動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負責紅十字會救護傷兵等。一九二二年北伐期間，陳炯明叛變革命，宋慶齡在廣州與孫中山度過了生死與共的日子，面對最危險的時刻，宋慶齡堅持讓孫中山先撤離。一九二三年五月，孫中山在廣州重點考慮解決軍事問題，宋慶齡毫不猶豫地坐上了「洛士文」號飛機試飛，為孫中山「航空救國」的號召打前鋒。一九二四年秋天，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宋慶齡隨孫中山從廣州啟程赴京，陪伴了孫中山最後的日子。此外，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前，在香港的宋慶齡不顧日機轟炸危險，曾經數次來到廣州，發動和組織婦女和華僑支持民族解放工作，爭取國際上對中國民族解放事業的理解和支持。
孫中山逝世之後，宋慶齡繼承孫中山遺志，堅決捍衛革命事業。宋慶齡主要從事北伐中婦女、教育以及婦女學校和婦女團體所進行的紅十字會救濟工作，卓有成效。
宋慶齡與粵港澳淵源最深的另一個城市是香港。日本佔領上海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宋慶齡轉移到香港去繼續她的工作，直到一九四一年底。宋慶齡繼續保持、加強和推進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同時團結和發展國際國內各方面力量，促進建立和加強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宋慶齡在香港建立了著名的「保衛中國同盟」（後改為「中國福利會」），通過她的聲望，發動組織海內外支持中國民族解放進步的各界人士與機構，向中國戰地提供了大量的救濟和援助。在香港的幾年中，對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支持在她的全部活動中佔了特殊位置，她還為「工合」發起了一個國際性的「一碗飯運動」，通過節省食物，救濟難民和傷兵，鞏固經濟陣線，實行生產救國。宋慶齡擔任了香港「中國戰爭孤兒救濟協會」名譽顧問，通過「保盟」在香港發出了第一份有插圖的傳單，向全世界呼籲「救救我們的戰災兒童」，並將戰時的兒童和婦女工作帶到了內地，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她也被戰時兒童們親切地稱為「宋媽媽」。
此外，一九五二年一月，宋慶齡創辦了《中國建設》雜誌，後來改名為《今日中國》，是一本多語種的綜合性、全球性對外報道月刊，二○一六年在香港以中文繁體版對外出版發行，以「聚焦中國、透視今日、關注未來」為己任，發揮了重要作用。
宋慶齡在廣州和香港的革命事跡，典型而生動地詮釋了她深切的家國情懷、博愛品格和婦幼情結，歸結起來，可以稱之為家國文化、博愛文化和婦幼文化，是慶齡文化的重要元素。因此，建議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打好慶齡文化牌，並以家國文化、博愛文化和婦幼文化為重點，共建人文灣區，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做出服務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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