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进入焚烧炉的废塑料等混合垃圾（芜湖生态协会/图）
现代生活充斥着包装。外卖的塑料餐盒、层层保护水果的包装、精致的月饼小塑料盒、鸡蛋的透明塑料壳……完成使命之后，这些呵护产品的包装被扔到了垃圾桶，可它们最终去哪了？
大概率是焚烧厂。
即使在垃圾分类较为成熟的上海，有的塑料垃圾也摆脱不了被烧的命运——因为它们不能卖钱，没人稀罕，被称为“低值塑料”。
“低值塑料和高值塑料是相对的概念，区别主要是废品回收站收不收。”陶朗集团亚洲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常新杰总结。事实上，低值塑料如被回收，再利用生产的产品与所谓“高值塑料”并无差异。
低值塑料的回收正日益受到重视，也急需解决材质混杂、分类定位不清、不易清洗、市场准入和政策支持等难题。
“低值塑料”有哪些？
塑料垃圾进入垃圾桶之后会经历什么？
被扔到了“可回收”或是“其他/干”垃圾桶后，如果它干净、透明，那可能会被捡走，卖到废品站，进入资源再生工厂，成为“再生料”，制造成快递袋、衣服、鞋子等，成为新的产品。
被捡走的垃圾被称为“高值塑料”，拾荒者最爱的是塑料瓶或者PP材质的餐盒——消费者可以在矿泉水瓶底看到围着“PP”字母的三角形回收箭头图案。
这些“高值塑料”被偏爱是因为它们成分和用途相对单一，干扰物、污染物相对少，收集与暂存相对容易，回收成本低加上能卖高价，因此形成了收运体系。
相对应的，“低值塑料”不受拾荒者待见，根本上是因为，从废品回收站到资源再生工厂，赚的是买入和卖出的价差，而“低值塑料”往往材质复杂、体积大占地方、清洗困难，资源再生工厂回收后做成再生料的成本高，难度也大。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兴寿镇，镇政府补贴21个村的保洁员，在3年时间里从“其他垃圾”桶中分拣出来24吨的泡沫塑料，可以塞满几十个大卡车。
北京市石景山区兴寿镇下苑村收集的低值塑料（李嘉诚/图）
“但村里保洁员人力有限，不可能分得特别细，再加上运输距离远，下游的企业上门收的意愿不是很高。”驻地机构、北京市石景山区阿牛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唐莹莹说。
塑料看上去一样，成分也有差异，按照编号，至少可以被分为PET、HDPE、PVC、LDPE、PP、PS等。
塑料编号，虽然有的塑料忌“与食物直接接触”，但还是被用于食品包装。 （万琳@食通社/图）
最终，这24吨、几十车的泡沫塑料都不能卖钱，镇政府还要付一车100元的运费，请下游的资源再生公司上门拉走。“如果没有镇政府的资金支持，我们就算分拣了这些低值泡沫塑料，也很难通过市场让它们真正被回收。”唐莹莹解释。
不只是泡沫塑料，根据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固废分拣及资源化行业系列报告（一）：行业篇》，外卖餐盒、生鲜食品容器、饮料杯、酸奶盒、日化包装等硬塑料包装，以及购物袋、零食袋等软塑料包装，还有牛奶和果汁包等纸基复合包装等,都被贴上了“低值可回收物”的标签。
即便是在最先推行强制垃圾分类的上海市，废弃食品袋/盒、废弃保鲜袋/盒、废弃瓶罐也被要求投入“干垃圾”桶，远离了“可回收物”的高贵身份。
上海市市容绿化局垃圾分类小游戏截图
分得干净，“低值塑料”可挣钱
“其实只要分得干净、量大，‘低值塑料’是可以挣钱的。”成都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北”）创始人汪剑超说。
2019年，奥北在北京落地分类投放点，承诺回收塑料袋、保鲜膜、泡沫等典型的“低值塑料”。居民在奥北小程序扫码领取分类袋，在家把垃圾分类装袋后，把满袋送到奥北在社区的自助投放点。奥北定期回收满袋，进行分拣和按类称重，在小程序上传分类数据和收益。居民通过小程序查看减碳数据、投递反馈和分类收益，并可随时提现到微信或者支付宝。
奥北环保会员拍摄的社区可回收物自助投放点（奥北环保小程序/图）
居民在家分类分对了就能获得收益。这样的模式相较于废品回收的蹲守，节省了人力成本，使得回收的成本降低了，奥北有钱赚，居民也有成就感。奥北在北京运营期间，投递点经常会出现爆仓的情况，回收量最大的投放点仅塑料袋膜就回收了3.745吨，按照一个塑料袋2克进行计算，相当于回收了超过180万个塑料袋。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西门）社区自助投放点数据（单位：吨）（奥北环保小程序/图）
准确分类居民能实际获益，目前，奥北已经在全国15个城市发展了超过16万名个人会员和463个自助投放点。“但还是会有困难，比如我们的北京项目，因为拿不到正式的再生资源经营场地，最后被迫停了。”汪剑超说。
谈及利润，汪剑超介绍，大部分项目没有按回收量领取政府补贴，目前能做到持平。在广东的项目中，“低值塑料”做到了盈利，一是量比较大，二是距离终端处理厂近，运输成本低。
前端分类回收之外，常新杰认为还可以依靠光学分拣技术，在塑料垃圾都运到焚烧厂后，进行焚烧前的再分类。挪威、英国、德国都有类似的案例。
大致分类的废塑料投入光学分拣机器后，通过近红外（NIR）检测以及飞光扫描，机器可以根据颜色和材质剔除片材中的各种杂质，分拣出纯净的再生料。
厦门市在2022年底引进了光学分拣技术，在“海沧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落地，为全国首个。根据厦门发布的《生活垃圾低附加值可回收物指导目录》，废塑料在分拣中心可以被精细化地分拣为利乐包装、透明餐盒、快递包装袋、吸塑片等15个品类，打包售卖给资源再生工厂。
据厦视新闻，低值可回收物经过破袋、筛分处理等环节后，进入智能化分拣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1-6月，厦门已回收再生资源39.47万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超过50%。
不只是厦门，2023年3月，上海发布的《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任务清单》也明确，要求市城投集团负责“推动老港基地废织物、废塑料类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项目试点落地”。
回收缺乏鼓励性政策
不过，尽管“低值塑料”被分出来，接纳它们的下游资源再生工厂想要盈利也不容易。“现在国内缺乏对回收再生行业的鼓励性政策，加上产品卖不上价，工厂今年很难赚到钱。”常新杰说。
“低值塑料”的处置并非没有补贴，但焚烧和回收被区别对待。
2006年以来，“低值塑料”等生活垃圾被焚烧处置，不仅有垃圾处理费，还有发电的财政补贴。但是“低值塑料”的回收行业，不仅没有财政补贴，减税的资格还很苛刻。
参照税务总局等2021年底发布的《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再生资源，符合条件的，可以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12天后，税务总局在国务院政策问答平台进一步解释：“将可再利用的废品自行销售，属于销售货物，按照货物的适用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这意味着废品回收公司卖给资源再生工厂时，可以享受3%的优惠税率，但是资源再生工厂对废塑料进行加工后再卖，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是13%。
而作为终端，资源再生工厂在整个链条中掌握着主动权，为了转嫁成本，有的资源再生工厂会要求上游的废品回收企业缴纳抵扣进项税，以让自己少交税。例如北京市昌平区某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就表示很少按照3%缴税，“去年是6%，今年是10%”。
某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垃圾池，废塑料比较常见（庞琰瑾/图）
回收不仅缺乏政策激励，考核指标也很模糊，地方政府推进塑料回收项目的意愿并不强。
住建部等2019年印发的《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塑料的回收再生也包含其中。
但这个考核很难。生活垃圾的收运处置、废品的回收再生分别由住建部门、商务部门主管，塑料垃圾的产生量、回收量、处置量一度是估算值，缺少准确的基数，也很难真正准确统计回收利用率。
两年后，在住建部印发的垃圾管理“十四五”规划中，生活垃圾的考核指标从“回收利用率”被改为“资源化利用率”，垃圾被焚烧、填埋等也被纳入了“资源化利用”范畴。由此，对地方政府而言，即使不考虑塑料等可回收物的回收量，也能轻松完成考核目标。
回收成本谁出？
“低价值其实是一个好的名字，没人干才是低价值。”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CPRRA）常务副会长王旺说，“送去焚烧了是政府兜底，最后是政府付费了。”
王旺认为，低值塑料是结构性的问题，应从更前端的角度看待。
低值塑料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定价”，在价格里没有包括回收的成本，也就没有钱支持回收。“事实上是，产生如此多的塑料垃圾谁都不用负责，原料生产公司、商品生产企业、消费者都不用负责。”王旺说。
从根源上看，“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并没有贯彻到生活垃圾的管理中，垃圾按量收费的制度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消费者把垃圾扔到垃圾桶后，垃圾的物权转移了，成了公共的垃圾，最终只能由政府兜底。
“政府能兜底，那不回收也变成了正常的了。大家就制造大量的低成本、低价值的塑料，最终去向要么就是焚烧，要么就是丢弃，进入海洋等环境。”王旺说。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每年大约要焚烧塑料垃圾2740万吨，占废塑料产生总量的45%。焚烧能让塑料快速消失不见，但“隐形污染”并不能忽视。
科学研究表明，焚烧1吨塑料要排放2.75吨二氧化碳、最高达上万个微塑料颗粒，塑料焚烧产生的氮氧化物不仅加剧酸雨，塑料富含的氯元素还会让焚烧烟气更具毒性。
2023年的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塑战速决行动指南》，提出“应对塑料污染问题需要系统性变革，必须从塑料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入手，解决其根本原因，而非仅治标不治本”。
对应到国内，塑料污染治理同样不能简单依靠“一烧了之”。需要生产者、消费者、资源再生企业、政府部门同时发力，通过实现塑料的减量、重复使用和分类回收利用，才能最终实现既治标又治本。
（作者长期关注固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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