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个冬日清晨，前英国驻华领事之女、19岁的帕梅拉（Pamela Werner）被发现以奇怪的姿势死在北平城东南“狐狸塔”之下，死因扑朔迷离，凶手下落不明。
多年以后，作家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在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脚注中读到这则旧闻，以“狐狸塔”——东便门角楼、“恶土”——船板胡同一带、北平内城和使馆区为舞台，一路抽丝剥茧，试图挖掘真相，写下《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带领人们进入时光隧道，回到那个年代的北平。
时光隧道那一头，被称为“使馆区”的所在，在今天，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向东便逶迤可至——东交民巷，这条北京最长的胡同，和北侧平行、车流如织的长安街相比，行道树繁茂高大，幽静少人，各种样式的西洋小楼比肩而立；而在更长的时光隧道尽头，它被称作“江米巷”。
幽静的东交民巷（视觉中国/图）
江米巷
元时，此巷本在城外，和今西交民巷连在一起统称“江米巷”。元世祖忽必烈1292年下令开凿的通惠河连接大运河，由南方驶来的运粮船停泊在今船板胡同一带，就近卸货集散贩卖，这里便逐渐形成一条自东向西的通巷。北京俗称南方糯米为江米，久而久之，这里便被称作“江米巷”。
明成祖迁都后，永乐十八年，都城大规模向南扩展，江米巷被划入内城；修建棋盘街时将原来的江米巷截断为东西两段。明清时期，东江米巷西口北侧设有礼部和鸿胪寺，负责接待各国来使，办理涉外事务，巷中偏西处还有四夷馆，住各藩属国贡使，清朝改称会同四译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达成协议，三十三年（1694年）俄专使来京，达成通商协定，在会同四译馆旁设固定的“俄罗斯馆”，专门接待俄国商队；俄罗斯馆的设立，开此巷设立一国使者专用驻地之先河，为后来各国在此修建使馆提供了可援引的先例——东交民巷的命运，已于此时埋下伏笔。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英法俄美德比意等11国先后在这里设立使馆：1861年3月，英国公使正式入驻东江米巷淳亲王府，后法国公使入驻安郡王府，美国公使进驻一美国公民位于巷内私宅，而俄国公使即入驻改扩建后的俄罗斯馆，形成使馆与王府、衙署、民居混杂的样貌，但中国人尚可自由出入。江米巷早已名不副实，也就在这一时期，有恃无恐的侨民，擅自将江米巷改成“侨民巷”，因“侨”与“交”声音相似，北京人就以谐音改称其为东、西交民巷。
东交民巷一景（视觉中国/图）
使馆区
东交民巷在上个世纪之交亦曾被改称“鸡鸣巷”，意在反洋，因《推背图》中有“红鸡啼后鬼生愁”语；《庸扰录》中载：“将京城之东交民巷，改名‘切洋鸡鸣街’大张揭贴，到处传布。”
时在庚子，六月，义和团大举涌入北京，与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奥意使馆很快被占，然而清廷随后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前后56天，直至八国联军两万余人攻破北京，解东交民巷之围，义和团伤亡惨重，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匆匆“西狩”。一位日本记者目睹并记录了联军“在作战中，只要碰到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后的惨状：“北京之惨状，已臻其极。前门外大栅栏及东交民巷西什库等处，只是残砖破壁……独各国之兵士，恃威横行……凄风惨雨，流血斑地，尸骨委于鹰犬，万骨枯而何人凭吊。”
“鸡鸣巷”“鸡鸣街”之名，随着为它起名的义和团的失败而消失了，只在历史的页边留下匆匆一笔。然而它留给中国的却是深远的影响：1901年《辛丑条约》在西班牙使馆——今东交民巷饭店大院所在地签订，条约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条约签订后，西方各国要求“界内之公所衙署必须移出，所居之华民应迁徙他处”，于是，“东交民巷左右之地，无论为民居，为衙署，为祠宇，均圈入使馆界，设铁栅，筑炮垒，四周并留隙地数十丈，以备守望”。北至长安街、南至城墙、西至兵部街、东至崇文门大街，1901年至1912年形成集使馆、教堂、银行、官邸、兵营、医院、饭店等为一体的街区，其上西洋建筑逐渐“生长”，更在一段时间内引导了北京新建筑的审美取向。
改名的不只有巷名：东交民巷改称使馆大街，长安街改名意大利街，台基厂大街改名马可·波罗大街，台基厂头条成了赫德路，台基厂二条改名俱乐部路，台基厂三条以东新设高碧路，兵部街改名李尼微支路……原来十三个衙门、六所府邸、祠堂与六座庙宇的天朝领地，彻底沦为“国中之国”。
东交民巷饭店（孟慧忠/图）
西洋景
“大多数待在北平的外国侨民聚居在被称为‘使馆区’的一块小小‘飞地’里，或是散居在其外围。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的使领馆都设在这里，这些机构通常被成为‘公使馆’。使馆区仅有两平方英亩大小，与周边区域泾渭分明，由威风凛凛的大门和武装哨兵保卫。附近还有标志，命令人力车夫通过大门时要减速接受检查。这里是西式建筑、商店和娱乐场所的天堂，俱乐部、酒店和酒吧比比皆是，使人觉得自己仿佛瞬间来到了伦敦、巴黎或华盛顿。”《午夜北平》的恐怖故事在此展开。
“在使馆区的全盛时期，有不少外国居民形容自己是‘囚徒’，因为这里大门紧闭，与外界隔绝，还有士兵把守。但这即便是笼子，也绝对是只镀金的笼子。笼里的人以无休无止的桥牌游戏消磨时间。夹在各国公使馆之间的，是高级俱乐部、豪华酒店、百货公司、一家法国邮政局，以及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俄亚银行和汇丰银行的大楼。”确如法兰奇所描述——据说北京人头盖骨在失踪之前，曾在今为北京警察博物馆的美国花旗银行大楼珍藏；它的大门前有花岗岩石阶，顶天立地、直径1米有余的石柱，颇为雄伟。花旗银行东侧、与俄罗斯使馆相对而望的东方汇理银行于1917年建成，外观具折衷主义风格又受尼德兰建筑的影响，红砖建筑上用灰白石材作竹子和分层线脚、檐口、门窗套，像硬硬的奶油蛋糕。
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孟慧忠/图）
从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向东不远，过正义路，即是如今东交民巷的地标——中国法院博物馆，昔日的横滨正金银行。同样是折衷主义风格建筑，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曲尺形：大楼转角即街道转角，中心位置有三层铁皮蒙面穹顶楼。这座红砖与石材交替砌筑的建筑相当引人注目，张恨水在《新民报》任主编时，曾在这里办公，《城南旧事》里，父亲让林海音独自来此，给在日本的叔叔汇款。
横滨正金银行旧址（孟慧忠/图）
法兰奇所言不假，正金银行旧址向东，过东交民巷饭店行不远，便是“一家法国邮政局”。灰砖清水墙与白色窗框都脏兮兮的，倒是很有感觉。曾经有“静园川菜”“盘踞”于此，今被闲置，总有游人、网红和新婚夫妇来此“搔首弄姿”，同时拍下它用连续三角山花装饰檐部的女儿墙。再向东行即是原法国使馆，大门神似凯旋门，细节之处又恰似中国城墙的“敌台”，门前一对石狮，它是1970年至1975年西哈努克亲王的避难之所。《午夜北平》里帕梅拉被害前去过的溜冰场就在附近，只是早已无迹可寻了。
法国公使馆旧址（孟慧忠/图）
法国使馆旧址与圣弥厄尔教堂也只隔了一条台基厂大街。哥特风格的教堂，相较北京天主教四堂，规模较小，历史又短，却是北京少有的未经彻底毁坏与重建的天主堂，建于1901年的它综合了四堂之优长，以正门上方精美的天使造像而闻名。它与东交民巷南的比利时使馆是南北邻居，今日使馆已成为紫金宾馆，朝向崇文门西大街的正门长年紧闭，工作人员会时不时从开在东交民巷的后门探出头来，看看圣弥厄尔教堂门前排队拍照的“西洋景”。
比利时使馆旧址背面（视觉中国/图）
安乐窝
已成宾馆的比利时使馆以西，首都宾馆、华风宾馆一带，百多年前就是“新式综合性休闲空间”。正是在嵌入城市核心的使馆区的刺激和引导下，北京城走上了由封建帝都到现代城市的转型之路。
清末引入西式饭店，固然有使馆区外籍人士聚集的因素，更与当时以正阳门为中心的铁路布局不断成型密切相关。1900年，卢汉线由卢沟桥向东经西便门、宣武门延至正阳门西侧，设正阳门西站；1905年黄河铁路大桥落成后，卢汉铁路全线通车，改称京汉铁路；1906年正阳门东站（老北京站）正式竣工交付使用，成为近代北京最大的交通枢纽，“站东凿城成门，俗称‘水关’，为通东交民巷使馆区之道”。
圣弥厄尔教堂（孟慧忠/图）
“我们从上海出发，经过长达两天的旅程，我们筋疲力尽，在几天前的晚上到达了破旧古老的火车站台。”在《北京的尘土》中，身心疲惫的爱伦·N·拉莫特（Ellen Newbold Lamotte）“沿着车站长长的月台往回走，让人觉得愉悦，在水门下，两分钟内，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到了这座宝贵旅馆的温暖的、明亮的大堂”——她说的就是比利时使馆西侧、今正义路南口路东、著名的六国饭店。
《燕京丛考记》载：“昔日之太仆寺，今为六国饭店、比国使馆地。”1901年，比利时商人乔治内吉·麦克尔在太仆寺旧址上建立一座坐东朝西的砖木结构二层饭店，取名卧铺车厢公司大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Lits），一直生意平平，1905年由英国人牵头重新融资，推倒重建，并吸引了法美德日俄五国资本，因此改名六国饭店。翻建后的饭店由原来的两层扩建至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底层设有坚实的基座和大大的券窗，顶部则覆有开老虎窗的屋顶，是一座典型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砖石结构建筑。据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所编《清末北京志资料》载，六国饭店“巍峨耸立，乃北京最壮美建筑物”。1925年，饭店再加高一层。
同样随着楼层逐级升高的是饭店在社交娱乐界的地位。“门卫认识我们，前台的文员认识我们，餐厅和楼上走廊的各种男孩儿都认识我们，并向我们打招呼，我们疲惫的灵魂似乎感到真正的和令人满意的诚挚问候。”拉莫特大加赞赏的六国饭店不但拥有200多套客房，还有欧式餐厅、游艺厅、台球厅、游泳池，屋顶巧设花园，可以举办舞会——《午夜北平》中的帕梅拉，被害当天就曾在饭店跳舞。它给北京带来了正宗的西式面包、咖啡、牛排，以及完整的西餐礼仪与“女士优先”的绅士法则，成为推动城市新式休闲活动发展的试验场。
1928年出版的《国闻周报》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的照片作为封面，加上标题“北京之安乐窝”。的确如法兰奇描写的，“棕榈叶间，女士和佳公子在啜饮六国饭店的招牌香槟鸡尾酒、杜松子利克酒或雪利酒。从吧台后面的鸡尾酒调酒师手中，冰块和金属轻轻碰撞的声音隐隐传来。一支弦乐四重奏乐团正在演奏轻柔细弱、隐约可辨的情调音乐”——六国饭店受到追捧，不仅是民国时期独有的风尚，“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为外人点缀风景”。1910年1月《申报》载：“我闻某京官语曰，应酬须要阔绰，吾辈常到六国饭店请客，月须二百金。”清末民初，六国饭店的房费约是其他中西式旅馆豪华套房的四倍，曾一定程度助长了官场贪腐奢靡风气。
虽然价格昂贵，但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公共产品——安全。1911年后，国民政府并未完全收回各国在华特殊权益和租借地，在政局动荡之时，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其特殊的地位，成为各派势力、军政要人、文化名流寻求庇护的首选。一如庄士敦在《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中写，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军队驻守着已经关闭的后城门，电话无法使用，街上行人匆匆，胆战心惊；有钱人都举家躲进了使馆区（每当有危险发生，他们总是这样），并纷纷在六国饭店预定房间”。客满时好多人甚至带着细软睡在大堂里，还要交高昂的房费——哪怕窗外兵荒马乱，楼内依然歌舞升平，这座“乱世中的桃花源”让各色人等来这里或勾兑权力，或潜伏、刺探、狩猎……
东交民巷的西洋小楼（孟慧忠/图）
刀光血影也就在所难免。张振武案、张敬尧案让饭店染上几缕奇情血光。和它们一样让饭店名噪一时、将交际舞引入北平上流社会的舞厅，1928年曾“吸引”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以娴熟舞步，在此卖弄姿色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套出了“东北王”的行程，使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怎么合作的大帅。杀害曾经在六国饭店避难的报人邵飘萍的张作霖，自己的死亡也和六国饭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年年底，张学良派代表在六国饭店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谈判，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在东北撤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换青天白日旗，自此“东北易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财产，六国饭店亦被政府接管。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主力部队从永定门入城，经过正阳门后，便转道入东交民巷，坦克、装甲车及大道奇车拖着加农炮等枪械，人民军队像钢铁洪流般穿越“国中之国”，宣告了旧时代的结束。据说，当游行队伍通过东交民巷时，英美等国使馆门窗紧闭，使馆人员躲在玻璃窗后向外窥探，有的还偷偷拍照。4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六国饭店接待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20多天的谈判破裂后，渡江战役打响。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征收接管使馆区；其后陆续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得以继续在这里建立使馆。1959年，按照政府安排，东交民巷街区内的各国使馆开始陆续迁出，直至上世纪70年代第一使馆区建成后，这里的外交功能才告终结。
法国邮局旧址（孟慧忠/图）
目睹过沧桑时世的东交民巷，在百木凋零的寒冷季节，建筑的红绿屋顶，都有种衰败之感，树枝张牙舞爪，仿佛交错着百年前的影子。夏日里槐树绿意成荫，漫步于此，斑驳砖墙、哥特式建筑、雕花门窗犹在，但时光已经破坏了不少古老街景。这里已经全然没有1919年5月4日青年学生来到使馆区向各国公使请愿遭拒，转到赵家楼胡同火烧曹汝霖宅的一丁点儿影子了；六国饭店早已改名华风宾馆，因为1988年8月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老式木地板、楼梯和门窗，经过重建与装修，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风貌与气派，只有它北侧、和它一起经历过历史涤荡的正金银行旧址，还留下当年的外壳。
华风宾馆，原六国饭店旧址（孟慧忠/图）
从崇文门西大街一直走到崇文门地铁站，当年的德国兵营自是踪影难觅，只有1952年落成的新侨饭店。它附设的新侨三宝乐面包店，似乎比作为新中国首个在东交民巷建设的酒店主体更为有名，这不仅因为1985年面包店开业时是“首批开放式自选面包店”之一，也许更因为它的招牌豆沙包用料十足，吃掉一个，能无端产生一种安定之感。
《午夜北平》中的惨案早已消弭在豆沙的香甜之中：“伤疤会逐渐消失，直至再也不见；瑕疵和污点会逐渐变淡，直至无影无踪。生活最终会回归正轨。但这只是错觉，因为事实上一切都已改变，不会再回到从前。”
繁华不再，东交民巷的一切的确都已改变——在时光隧道的两头，它都成为了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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