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带孩子们走访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位于滇南红河州的元阳县。我们误打误撞进了一个叫垭口村的寨子，相比箐口、阿者科、坝达、多依树等经由打造或改建的成熟型村落，我更青睐名不见经传的垭口村。这亦是我近年来游学的一个习惯，即看完一些景观型村庄，我会提醒自己和孩子们重点关注那些鲜有改观的原始与传统村寨。
原因很简单，这些村寨的自然与人文特征更本真、更淳朴、更自然。我不是乡村传统的坚定恪守者，我当然也明白任何村庄都会流变、都要流变的道理，我只是想近距离观察与思考乡村的流变过程，即现在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的村庄此前的原初状态是怎样的。
垭口村位于元阳梯田圈的外围，距离元阳老县城新街镇有近两小时的车程，一路几乎都是翻山越岭的盘山公路，急弯遍布。村子不大，全寨二十余户人家百余口人簇拥而居，农作物以玉米、水稻为主，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这时候的村子只剩下老人与孩子。房屋多旧式的泥砖房，破败不堪，屋顶以杂草堆砌，也即哈尼族民居中流行的“蘑菇房”。
留守三姐妹
在一处房屋的一角，我邂逅了一位正在弄一些草质东西的老奶奶，只见她将细根拧成粗根，问了好久，才知她在制作旱烟点火时的引子。房门虚掩着，我小心地推门往里看，只见有三个小姐妹，一个在梳头，一个在看电视，一个趴在床上写作业，我和她们打了招呼，问可否进来坐坐。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她们没有说不，也没说可以，我就这么莽撞地进去了。
房屋里面是木质结构，地板不是我们熟知的80*80的地板，而是由一块块长木头拼接而成，中间有很大的缝隙，纸屑、碎物清晰可见，屋里到处都是像小山似的玉米堆，床上的衣服、被褥杂乱堆在一起，地上放着锅，锅里有还没有洗的碗和筷，我很难辨识这是客厅、卧室、厨房，还是杂物收捡屋。我脑子里立马浮现两个词，一个词是功能混杂（functional fix），另一个是空间压缩（compressed space）。这是乡村贫困家庭空间的显著特征，没有单独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空间，经常是各种功能空间的混杂与并置。
我是农村出身，也去过很多村寨，但如实说，我愿意用一片狼藉来形容眼前之所见，我感觉是头一次。
我与最小的一个姐姐聊起来，得知她家目前有五口人，分别是念初三的她、念高二的二姐，念高三的大姐，爷爷和奶奶，念五年级的小弟和念六年级的大弟前几日去了红河州个旧市玩耍，她爸妈在那里的郊区打工，主要靠养鸡、卖鸡蛋维持全家九口人的生计。
很显然，这是一个贫困家庭，但父母很重视教育，哪怕日子再难熬，也要供孩子们念书，我的钦佩之心油然而生。
“我们不知道我家菜园在哪里”
时值下午一点，我提出我们一行八人在她们家吃午饭，这令三个姐姐非常错愕，乃至惊慌失措。面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以及门外一堆与她们素不相识的孩子，吃什么，有什么吃的，谁做饭，谁招待，她们显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看到她们一脸茫然，我赶忙解释，“你们看这样安排好不好，你们带我去你家菜园摘菜，然后我们有阿姨负责做午饭，四个弟弟妹妹负责掰玉米，我负责给你们仨辅导作文”，她们的表情依然茫然，态度依然暧昧，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
在我的一再解释下，二姐终于开口了，“我们不知道我家菜园在哪里”。
这次感到错愕的轮到我了，我很难想象，一个农村孩子，居然不知道自家的菜地在哪儿。吃毕早饭后的锅碗瓢盆及剩菜剩饭还在地上，任由苍蝇享用，我大概率判断这三个孩子鲜有参与家务劳动，更加不用说参与田地里的重活了。
二姐终于拨通了正在割谷的爷爷的电话，但解释半天，她依然不知道她家菜园的准确位置。我问及最近的菜市场在哪，她们说很远。
我出门时，发现先前做烤烟引子的老奶奶不见了，同行的家长告诉我，老奶奶离开了，也没有打任何招呼，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怎么办，我成为这一刻这个家的“临时主人”，我得继续开展“工作”。我向隔壁屋一位大婶求助，央求她带我去她家菜地看看，她应允了。我带孩子们一起去菜地，不一会儿功夫，我们收获了茄子、辣椒、豇豆和黄瓜，我吩咐儿子给了大婶五十块钱。
食材搞定了，随行的女家长开始忙活起来，蒸饭，洗菜，切菜，生火，炒菜，随行的四个孩子在我的安排下一丝不苟地掰玉米，我的要求是每人掰100根。
我呢，则招呼三个姐姐过来，开始了与她们的正式访谈，我先后问及她们学习、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情况。她们的成绩一般般，在各自班上属中游水平，三姐稍好一些。因为被列为贫困户，她们的学杂费得到了减免，学校也给她们免除了住宿费。遗憾的是，她们很少知道家里及村里的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在她们头上，似乎不太过分。
此后，我吩咐她们去取各自的语文作业来，五分钟过去，只有三姐找到了，大姐、二姐怎么也找不到。作为高二及高三的学生，对作业放置的位置都不熟悉，让我颇感惊讶。
对于我讲解过程中的互动与提问，她们的反应普遍冷淡，很少让我感觉意外惊喜的回答。从作文要求，到篇章布局，到素材择取，到技巧运用，一个小时下来，我的嗓子都快哑了，她们却多少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从我说“下课”两个字时她们欢快的表情隐约可感，我当然连一句“谢谢叔叔”也没捞到。
热心遇冷
两点半，饭菜快好了，但爷爷奶奶还没有回来，我便让大姐带我去村里的小卖部，我的用意很简单，我想买一些啤酒给爷爷喝，然后换一些现金，临走前给这几个孩子。
第一家小卖部，“当家”的小姑娘给我换了140元，这是她全部的现金；第二家小卖部，耄耋之年的店主给我换了330元，这当然也是他身上的全部现金。
两点五十分，割谷的爷爷和放牛的奶奶终于回来，我们终于可以开饭。我吩咐孩子们摆桌子，搬板凳，端菜，摆碗筷，给爷爷斟酒，盛饭。
席间，我和爷爷聊天、喝酒，三个姐妹自顾吃各自的饭，少言寡语。不到十分钟，大姐、二姐吃毕，相继离开，当然也是没打一声招呼。
四点半，我们吃毕饭，家长及孩子们收拾碗筷，我亲自洗碗。
三个姐姐则在一旁看着，面无表情。
五点，我们即将离开，我提议大家合一张影，留作纪念。
我存了爷爷的电话，加了大姐的微信，叮嘱她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并承诺，能帮她的，我一定尽力。
临走前，我把全部470元现金给了大姐，她不要，但终究敌不过我的坚持与执拗，我把钱放在床垫的下面。
回程路上，我第一时间发信息向大姐表达了感谢，感谢她们一家人给我和孩子们机会体验乡村生活，再次叮嘱她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向我咨询。
她没有回应，当天晚上，第二天，我都有意识地看看手机有无收到新信息，我很期待大姐可以回应我一下，但很遗憾，始终没有回应。
第三天，我问同行的孩子们垭口村的那三个姐姐有没有和你们讲过话，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没有”。
“断亲”
对于三姐妹的表现，我们当然可以用性格内敛、生性腼腆、鲜见世面等来解释，但作为立马念初三、高二及高三的人，她们自身的成长速率与步伐有点慢，一些基本的人际交往规则、待人接物，她们全然不知。
更要命的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她们，缺乏基本的农村生产与生活的经历与体验，已经成人的她们本应该是“主人”，或至少是“半个主人”（当有外人来家里且父母或爷爷奶奶不在家的时候），但她们俨然把自己“客人化”了，即把自己当成了家里的客人。
奶奶做饭，奶奶洗碗，奶奶洗衣服，奶奶包办全部家务，奶奶放牛，爷爷种地，她们每天做的事就是在家做作业、看手机、看电视，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去田地看看，去村里串串门，问候一下久未谋面的叔叔婶婶或爷爷奶奶，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或许，她们还觉得无聊、无趣，面对这个漫长的假期。对于在外含辛茹苦打拼的父母，和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劳作的爷爷奶奶，她们没有多少情感要表达，她们更多的情绪是茫然。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意思是穷人家的孩子普遍能吃苦耐劳，懂得体贴大人，分担家务，但在现今的乡村真的不好说。三姐妹身上普遍存在一种现代乡村病，主要表现有：不仅不帮家里干活，整个暑假几乎都沉迷于看手机，看电视，睡大觉，终日无所事事，与家人及近邻的关系疏远，出现明显的“断亲”，更多只是活在自己的狭小与封闭世界里。
三个小姐姐及她们的表现绝不是个案，之于正常的感情表达、对家人的体贴及家务的分担、爱的分享、基本的社交能力、社区及社会的融入能力，她们几乎通通缺失。背后的根源有城乡二元经济分割的宏观环境，也有家庭教育及家庭氛围的中观因素，更有孩子自身学习与习得能力的问题。
对于假期里数量庞大的乡村孩子，如何填充他们的空余时间，如何营建有意义的公共生活，如何让他们充分参与“家事”，如何让他们学会成为家里的合格“小主人”，如何让他们逐渐脱昧，如何加速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如何让他们与城里的孩子有效联结，如何让他们的每一天变得有意义与有价值，这当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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