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14日，米兰·昆德拉与妻子在布拉格合影。 （视觉中国/图）
米兰·昆德拉的死讯传来，翻译家许钧并不意外。21世纪初，由许钧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中国读者对它的阅读热情至今不衰。许钧觉得，无论肉身存在与否，米兰·昆德拉打开的文学世界永远存在。
7月12日，作家米兰·昆德拉因长期患病去世，享年94岁。生前，他和妻子薇拉居住在巴黎，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上一次被外界广泛关注，还是2019年，捷克共和国宣布恢复昆德拉夫妇的公民身份。
很长一段时间里，昆德拉被视为少有的尚活在人世的20世纪重要作家。现在，他的长寿划上了休止符。世界各主要媒体对昆德拉去世刊发了报道，《纽约时报》称昆德拉为“全球文学明星”，BBC则认为他是过去几十年欧洲文学“最大的人物之一”。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成立于1918年的国家，在1992年一分为二，变成捷克和斯洛伐克。米兰·昆德拉的个人命运同20世纪风云诡谲的世界历史交织缠绕。1975年，他流亡到法国，6年后加入法国国籍。人生后半程，他告别母语，开始学习法语写作，称呼自己是法国作家。
身为世界级作家，从196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玩笑》，到2002年出版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昆德拉一生创作过16部作品，包括10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4部戏剧及诸多散文诗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1984年出版后即获成功，多年来被译作二十多种语言出版。他以用幽默、讽刺消解宏大与沉重著称，擅长哲学思辨。
在诞生过卡夫卡、赫拉巴尔的捷克，昆德拉一度是一个消失的名字。他在西方世界大获成功，2020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却深居浅出，远离公众和媒体。法国小说家奥尔加·卡莱尔（Olga Carlisle）曾评价昆德拉向西方读者提供了极富吸引力的东欧洞察，认为他之于捷克的意义，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索尔仁尼琴之于苏联。
在中国，昆德拉的作品有近四十年的译介史。自1980年代中期以降，在几代中国青年中都出现过“昆德拉热”。中国最早的昆德拉译者之一、学者景凯旋惊叹，“一个中欧小国的作家，受到如此长期的关注、谈论，似乎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许钧对昆德拉的阅读有三十多年了，“就像一位老朋友”。他是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另一部代表译著，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谈及昆德拉的文学遗产，许钧认为在20和21世纪的小说家中，昆德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对小说艺术形式——尤其对小说叙事的探索，放在欧洲文学史的脉络中来思考都是独特的。
他认为昆德拉对人的存在有深刻的思考——这是超验的，因此，对他的阅读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理解的过程。“一个好的作家，不仅是用故事激起一时的共鸣或感动。”许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他心中，米兰·昆德拉的经典地位是慢慢形成的。
许钧认为，昆德拉所关注并思考的存在，并不完全等同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更不同于萨特所言的存在，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指向。他在《小说的艺术》中阐释道：“存在，就是‘在世界之中’。世界构成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的维度。存在，并非已发生之事，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场域，一切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他能够做到的。”
用笑化解沉重
1929年，米兰·昆德拉出生在捷克布尔诺。父亲是位钢琴家，曾任布尔诺音乐学院院长。昆德拉自幼研习音乐，二战期间，父亲送他去跟作曲家帕维尔·哈斯学习。这是出于友谊的支持，哈斯是犹太人，1944年在奥斯维辛毒气室中去世。
这位老师在昆德拉的生命中最为清晰的形象，是一次下课后，他在门前突然停下说，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的差的乐段，但正是它们让强的乐段大放异彩。好比没有草坪，我们就无法在一棵漂亮的树下享受快乐。“他不久就要去作一次残酷的旅行，然而却在一个孩子面前，高声地思索关于艺术作品的结构问题。”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说，哈斯的短暂思索跟随了他的整个生命。青年时代，昆德拉在布拉格高级电影艺术学院任教，30岁左右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可笑的爱》，1967年出版捷克语写作的《玩笑》，逐渐声名鹊起。1968年后，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昆德拉的人生急转直下，他被剥夺教职。有7年时间，他以别人的名义用法文创作剧本，妻子薇拉则靠教英语补贴家用。
移居法国后，昆德拉在两种语言之间游走。他用捷克文创作出《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等名作，再翻译成法文由巴黎著名的伽利玛(Galiamard)出版社出版首版。1979年的《笑忘录》出版后，昆德拉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剥夺了公民身份。“按照法律，捷克人就再不得同你有任何联系。”
1980年代中期之后，昆德拉开始专注法语文学的创作。他努力剥离自身的政治标签，希望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他的文本之中。幽默是他醒目的创作特质。他曾说，笑的能力是一个人可以被信任的能力，擅长用嘲笑、戏谑、举重若轻的方式解构人的困境和枷锁。
许钧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创作观。人的生命需要面临许多沉重，幽默乃至自嘲，是一方化解的良剂。“他通过幽默，注入了自己那份清醒和思考”。
中文译介昆德拉
1987年由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和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的名义出版。许钧记得，当时在国内激起了很大反响，之后“昆德拉热”在中国兴起，一时成为社会风尚。
据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赵武平介绍，米兰·昆德拉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是在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参考”名义出版的一本书对昆德拉在捷克作家协会的经历介绍甚详。1985年，学者李欧梵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马尔克斯和昆德拉是当代两个最重要的作家，被视为向国人介绍昆德拉的先声。
1986年，景凯旋研究生毕业，当时中国作家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批评氛围尚在持续，卡夫卡和萨特已被引介进来，大家知道了“荒诞”的概念。但从一位美国学者处获得一本《为了告别的聚会》后，景凯旋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比如书中的一个细节，一位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医生便让他穿上白大褂去产房观摩。类似的故事，当时景凯旋也从认识的医生朋友处听说过，是一种不会见诸宣传话语却真实的生活常态，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昆德拉的作品曾深刻影响中国作家，“刻奇（媚俗）”更是成为广泛流行甚至被误读的词汇。然而，中国直到1992年才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此前的中文版大多未获正式授权。直到2002年开始，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昆德拉十余部作品在中国内地的中文版权。这得益于赵武平在巴黎的亲自登门拜访。
昆德拉的家在雷卡米大街，门厅逼仄，墙上成排的书架上摆放了不同语言版本的昆德拉作品。客厅陈设简单，三只软面皮沙发，矮书架上有一些陈年旧刊和乐谱。
赵武平介绍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作为关注社会思潮变革的读者，他偏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是第一部开启他了解一代捷克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小说，“我和我的朋友都被深深打动”。但他更喜欢《身份》，因为作品所考察的普通人在消费社会时代的消极命运，更令他感同身受。
翻译中文正式授权版本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使用的是昆德拉本人指定的法文版，昆德拉认为法文版与捷克文原版具有同等真实的价值。而1980年代韩少功和韩刚版是依据英文版翻译。许钧解释，这两个文本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昆德拉的法文版依据捷克文本，有重复的词语，英文版翻译常用同义词替代，但这种词语的重复其实是昆德拉有意识的选择，它指向生命和历史的重复性。
身为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的译本带有风格化的把握，用词具有多样性。而作为翻译家，许钧更看重真实，侧重还原昆德拉的哲学探索和美学表达。他认为两个版本不分孰优孰劣，而是给读者提供了进入昆德拉的不同可能性。《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英文名为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更准确的译法应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但许钧沿用了韩少功版的“生命”一词，因为在中文语境中，生命与存在密不可分。
当时是21世纪初，许钧明显感觉到，同1980年代中后期相比，翻译的空间发生了变化。一些涉及东欧剧变历史背景的词汇，此时已能较准确地指向原意，“翻译的可能性扩大了”。
“昆德拉的理解空间非常巨大”
2014年，昆德拉的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中文版出版。当时赵武平在采访中介绍，昆德拉那些年主要忙于同一位加拿大学者合作汇编修订《昆德拉文集》，同时亲自担任自己法语作品的捷克译者。
谈到昆德拉的法语写作，许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语言应该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故乡最亲密的接触，当他不再用捷克文写作时，应该是他主动割断了跟故国、故乡的精神文化联系。”但他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也给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因为即使用法语写作，他思考的仍是他的精神家园问题，只是用另一种书写方式对人的存在展开思考。“实际上到最后，他还一直希望自己用捷克文来翻译他的作品，再回到他的故土。”许钧说，因为昆德拉认为这样会更忠实地表达他的思想。
2019年，时隔40年后，昆德拉和妻子薇拉恢复了捷克公民身份。据英国《卫报》报道，捷克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彼得·德鲁拉克递交了昆德拉的公民身份证书，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姿态，是捷克共和国最伟大作家的象征性回归”，他说昆德拉“心情很好，只是拿起文件，说了声谢谢”。
2020年，91岁的昆德拉决定将私人藏书和档案捐赠家乡布尔诺的摩拉维亚图书馆，赠品包括在世界各地以四十余种语言出版的四千多个版本的昆德拉作品、出版商收集的关于他的报刊评论和剪报，以及他本人的画作和文章。
许钧认为，无论是前期的捷克语写作，还是后期的法语写作，贯穿昆德拉创作始终的一个特质是简洁——他直指每一个词的本义，甚至不惜重复，去直抵语言可以到达的深处，从而体现存在的本质。“他很少用形容词，很少用花里胡哨的词。所以他用重复的词语，我们也不太能用同义词来化解它。”
21世纪初，《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后，在新一代年轻人中也出现过昆德拉的阅读潮流。当许钧在网上浏览评论时，让他惊讶的是，昆德拉的理解空间非常巨大。“这是一个好作家的体现，因为他的作品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而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中国作家都对昆德拉有不同的理解，“有他们独特地进入昆德拉的途径”。
自1980年代后，米兰·昆德拉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他希望人们关注他的小说，而不是他本人。“我觉得理解昆德拉，阅读昆德拉，最为重要的就是意识到，他本人不是我们思考的对象，而是去关注他创造的小说世界，以及他给我们打开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许钧说。
2020年春节前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期，许钧每天打开法语版《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尽可能静下心来，坚持翻译两三页。这部传记作品于2019年在法国出版，作者是多米尼克·布里埃。许钧发现昆德拉的写作人生充满了误解，这源于昆德拉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源自昆德拉不妥协的精神品格和反抗媚俗、坚持独立性的文学追求。
昆德拉的捷克语作品曾经在捷克斯洛伐克遭禁。可是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他用捷克语写就的重要作品，比如《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依然没有在捷克出版。至于那些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虽然捷克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但昆德拉坚持他的作品唯有他自己有能力译成捷克语，不同意其他译者翻译他的作品。
对他的这种立场和做法，捷克文学界的同行、普通读者不理解，表现出误解、反感，甚至敌意。布里埃认为昆德拉的做法“在捷克共和国常常被看作任性，或者某种傲慢的表示，有损于他的形象。众人被辜负的仰慕往往会被一种强烈的怨恨所取代”。
许钧认为这是源自昆德拉对小说艺术的捍卫。昆德拉曾在《被背叛的遗嘱》里说：“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找到了它。”
（文中部分内容参考《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赵武平《左岸隐士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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